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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17)

  “我们的话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茨基,报告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立场,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29]。12月22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帮助他们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30]的标准。这15个问题,就是以上陈独秀被开除前后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经常谈到的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1930年1月25日,刘仁静同时与陈独秀及“我们的话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报告他与他们决裂的情况。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的行动,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他重复了1929年11月回信中因听信刘的反映而对陈的批评:“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31]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民主专政”口号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这个口号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词典中,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因此革命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而其结果就是中国1925~1927年革命那样,以资产阶级的背叛和无产阶级的失败而结束。他听了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的反映后,认为陈独秀至今还坚持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误会。

  所以,当接到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开始疑惑起来。4月3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32]托洛茨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太相信别人的转述,而要亲自阅读陈独秀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以上托洛茨基四封信来看,他在掌握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亲自撰写的声明和文章以前,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警惕。这说明托是一个原则坚定的人。所以,在终于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已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明朗而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而对于“我们的话派”与十月社及二者与刘仁静之间的分裂,更持批评态度。实际上,这种分裂,使本来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残。当时在沪西进行工人运动的区芳等人就被反动当局逮捕,不久死于狱中,与外界联络的地址也经常被破坏。1930年8月17日,总干致托洛茨基转法国托派机关报La Verite编辑部的信中,承认很久与外界通信断绝,“原因是中国反对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内部组织分裂的双重打击”,表示出对分裂的危害性开始有所认识,并说几个月内要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33]

  1930年8月22日,陈独秀和无产者社在受到中共开除,同时又饱受留学生托派组织排挤打击快一年之后,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前后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显然深深地打动了托氏,他说:“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因为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万金”通缉的“共党首领”,隐蔽得很深,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34]

  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托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当时“战斗社”还没有成立——引者)有什么各自分立的理由”。

  托洛茨基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的话派”的正统自大心理,指责他们“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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