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最后，托洛茨基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与刘仁静及青年托派比较，托洛茨基的确具有卓越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懂得怎样使用原则，怎样抓住问题的实质，怎样识别人才和使用干部。
接着，9月1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信（对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托派国际——引者）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这一条等于宣布刘仁静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对于陈独秀同志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问题，这封信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各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35]
这些信表明，托洛茨基虽然对各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格外垂青，有一种求贤若渴、伯乐相到了好马的心情，较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托派，给陈独秀的感觉，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用王文元后来的话说，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现在则被托洛茨基奉为掌上明珠——中国托派的领袖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写信给陈独秀，更是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他并产生一个想法：单单为了能亲自阅读陈独秀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36]
与上述托洛茨基9月1日信的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了《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给中国，系统地重申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各派小组织早日统一。[37]
于是，青年托派各小组勉强地派出代表，与陈独秀派的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招数，发生争执。如无产者社的代表吴季严、马玉夫的一篇声明所说：各派代表“各怀鬼胎，没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因此，一讨论政治问题，便大家“王顾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组织办法问题，便一人一篇演说”。[38]而且，由于青年托派三个小组织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对付无产者社，他们又控制了协委秘书处，使无产者社处于不利的状态中。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我们的话派”受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1930年11月24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39]。但是，由于区芳很快被捕入狱，并病死于狱中，梁干乔主持该派，为了在统一后的组织中保持正统地位和领导权，他们提出了统一大会应该沿用“我们的话派”两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对本派成员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有300人，等于其他三派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只有120～140人）。
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继承了刘仁静的传统，死扣住陈独秀政治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不放。9月29日，他们与“我们的话派”的北方区组织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并重申了革命性质，“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国民会议，“红军”问题，中东路问题五大错误。[40]这完全沿袭了前述“我们的话派”批判陈独秀“五大错误”的做法，不过在内容上，他们认为更加抓住了陈独秀反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要害。
因此，在第一次协议会上讨论议事日程时，十月社及战斗社代表就提出“要对过去的争论问题，首先加以讨论”，并具体提出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工人与贫农专政、红军问题、误国政策等，要无产者社代表负责答复。同时，他们又与我们的话派联合提出“统一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第一，统一必须以政治为基础；第二，政治的讨论则不能妨碍组织上的统一”。所以主张“提高协委本身的职权，取消各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41]。无产者社代表“立即提出严重批评”，认为这是“算旧账主义”，“过去那种以要求对方承认错误为统一先决条件的办法，根本要不得。我们根本反对拿出这种条件来谈判统一”。于是，无产者社提出了“无条件统一的口号”，即先成立协委，而那些争论问题等到协委成立后讨论到纲领问题时，再予以解决。双方妥协后成立了协委，讨论过去争论问题时，双方初步进行了交锋，摆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多数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协委的任务是三个：“起草共同政纲，召集大会，应付临时事变”，并推选王文元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但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批判“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口号”。无产者社代表吴季严批评说：“这个口号的内容，已充分表示出阶级关系的变化与革命性质的转变，不能把它和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等量齐观”；“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城乡贫民专政”“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三个口号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不能彼此对立”。这个问题争论历时两个小时之久，“后来赵济同志和王文元同志总觉得这个口号在字面上‘含义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后还是修改为“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保留下来。在各派组织如何混合、将来代表大会的名称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统一大会的各派代表的人数等问题上，都争论不休或各说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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