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以超脱的立场，批评各派特别是无产者社中各种阻碍统一的坏主张。他说：“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意见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如彭述之、吴季严、马玉夫所主张的——引者）……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的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想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后，他对彭述之控制无产者社多数的状况挑战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棍’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59]
尹宽的估计没有错，由于陈独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决心，事情就好办多了。不仅无产者社内部的乌烟瘴气一下子消散，而且，他还亲自出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理论上反对陈独秀最强硬的十月社领导人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间‘老人’太多了……”[60]
同时，陈独秀还采取果断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本派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任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见势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61]这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为贯彻陈独秀的主张扫清了道路。
而且，陈独秀还把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的历次来信、无产者社及他对于促进托派统一的主张、他与刘仁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宽等人对于彭述之派错误的批评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3月出版的《无产者》第9～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贯彻托洛茨基及托派国际指示的极大诚意和决心。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终于打动了各派代表。连对陈独秀最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陈独秀来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纲草案。这个政纲草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基本上全盘否定了王的草案，指出王的草案“主要的缺点就是把整个的政治纲领分裂成首尾不相顾的几个专门研究的问题，使人辨别不出反对派在整个过渡时期之一般的任务是什么？目前斗争的策略是什么？未来发展之大概的趋势是如何？”同时，为了减少青年托派对新政纲可能采取的抵制情绪，陈独秀起草的纲领，在结构上，“完全依照托洛斯基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我们起草的纲领的次序：首先指出两个过渡期及我们在此时期中之一般的任务，接着即研究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本着过去的经验，分析现时的状况，提出斗争的策略，指示未来的前途，最后再指出反对派目前应着手的工作及反对派对正式党的态度”。
对纲领的修改说明还针对青年托派对陈独秀几个政治理论问题的批判，按托洛茨基文件和来信的观点，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阐述，既坚持了原则，又令人信服。如从刘仁静到王文元揪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问题，修改说明指出：“原草案说：‘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是犯了学院主义的毛病，根据形式逻辑作字句上的推敲。‘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已成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种术语。这种术语是用以表明革命运动的发展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无产阶级联合贫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工农民主独裁’只是在革命的前一段中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一种革命的号召，不能实现成为一个阶段的政权形式，这就是说，农民终于不能有一个独立阶级的作用与无产阶级共担政权。”[62]
在托派小组织的统一运动中，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视并批判各派的刘仁静，没想到被各派所排挤。而且，托洛茨基在1930年8月以后催促统一的来信，竟然批评他而肯定陈独秀，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见风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写信给陈独秀，表示：“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们《无产者》第四期关于时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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