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他向陈独秀靠拢时，陈独秀却又前进了。陈于1930年12月15日给他回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性质、“工农民主专政”、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一些新认识，反对刘仁静的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够实现，也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刘仁静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也遭到了拒绝。陈独秀在信中回答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
于是，刘仁静恼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个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可谓“夫妻店”），出版64开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机关报《明天》，以示在“明天”的统一组织中争一席之地。
所以，他的文字处处着眼于“明天”，他在《发刊词》中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史大林主义之破产，从反面证明布尔雪维克主义之正确。左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理论与策略之正确，亦步步均为革命事变的发展所证实。为了保证下一次革命的胜利，每一青年革命家……不仅应当了解与融化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与史大林主义者作不可调和的理论的斗争，而且要能时时提出我们的战略与策略……对于下次革命进行切实的准备”；“反对派的统一运动虽然已有二年，可是它的发展是在极困难的过程中。它们分裂成数派，陷于无力的状况。它的统一是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反对派的统一不仅是在组织方面，而且是在政治方面，行动方面。假使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前面的许多大任务，如进行为国民会议的斗争而吸引党内外的群众，反对史大林主义的领导，还有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等，我们内部的争论与这些大任务相比较，简直是没有意义”。所以，他出版这个小刊物，是要促进统一。“统一运动实现了，当然这一小刊物也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他要求以独立的一派参加协议委员会时，又遭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一封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各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64]也被拒绝。
就这样，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并以老托赐名“列尔士”为荣、在托派中一直以此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的刘仁静，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所排斥和冷落。于是，他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陈独秀在促进中国托派统一活动的同时，并不忘记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斗争。
1929年、1930年，国际和国内局势发生很大震荡。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斗争有所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引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临近崩溃而纷纷左倾，转向于社会主义。国内，新军阀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生严重的统治危机，各城市的共产党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工人斗争也趋向活跃，而南方数省的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也乘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于这种新形势，首先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做出了错误判断。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前后，斯大林等人就对中国的形势逐渐产生“左”倾的估计。这年6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就说：（1927年的）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65]所以，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通过的在中共六大决议案中，有这样的提法：“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66]
六大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强迫罢工”、节假日必须上街游行、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断制造“革命形势”。共产国际更是推波助澜，不断发来错误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7]明确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并具体指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随后，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68]4月11日，又发出《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终于把陈独秀批判的“左”倾错误，发展成为全党性的“左”倾路线。他们一味地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却使自己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指出“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来源及其出路”时指出：“取消派的基本路线与策略，就是要破坏党的组织，扭曲革命的道路，取消群众的斗争，夸张与赞扬统治阶级的稳定，企图消灭新兴的革命浪潮，而延长统治阶级的寿命。”[69]而在李立三看来：“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70]于是他就来制造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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