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激烈程度时，陈独秀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12]
当学生运动受到反动舆论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时，陈独秀更是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保守派攻击学生“越轨行动”，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3]同时，他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说教，指出这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又引导说：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的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否则，“只有准备当亡国奴”。[14]这是他在“一二·一七”血案发生前一天撰写的文章中的话。血案发生后，12月23日，他更明确地指出：“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15]
“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相结合”，采取推翻反动政府的“直接行动”，这是陈独秀领导“五四”“五卅”和1926～1927年大革命的总方针。这表明他依然保持着1903年领导安徽拒俄运动以来爱国和革命的传统，同时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任何一个反政府的运动的出现，他总认为自己义不容辞，要去领导这个运动，即使不能实行组织领导，也要进行思想指导。他总是充当“弄潮儿”的角色，而且他也的确具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但是，一是他的“革命万能论”的思想惯性，具有“左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茨基主义极左理论的影响，他的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左倾”经验主义的特点。他总希望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这是不现实的。二是所以说“不现实”，他所依靠的托派组织力量太弱小，根本无法与国民党抗衡。于是，他所提出的具体的“反日反国民党”纲领，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崇拜自发性，鼓吹民众自发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和抗日救国。陈独秀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16]为此，当广大工农民众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表现出一盘散沙、麻木不仁的时候，他就哀叹道：“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17]
第二，抱住不能实现的“国民会议”不放。这时期的陈独秀论述中国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要归到托派主张的“国民会议”，希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18]
但是，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之前，“民众代表”怎么可能“自动集合”出现这样一个“国民会议”——他所向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要知道，当时的中国除了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中共代表的广大农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代表的左倾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所以，即使后来国共合作实行抗战，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国民会议”。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一二·一七”惨案后，学生反日反国民党运动有所沉寂。同样，蒋介石下野后，反蒋派实力人物汪精卫、胡汉民也因蒋介石掌握实际权力和政局不稳，迟迟不敢就职。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政南京政府。但是，就在这一天，中国局势发生又一重大事变，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进攻，企图奔袭南京，迅速灭亡中国。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群起支援十九路军，蒋介石在30日迁都洛阳的同时，也派其嫡系部队第五军参加上海抗战，致使日军受到重创。但是，这次蒋介石的抗战是被动消极的，只求阻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以争取南京政府后撤的时间，所以，没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相反，政府却以其违命抗战为由，予以处罚：停发军饷，截留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捐款，并命令其避免与日军决战，以便政府再次与日军妥协，致使第十九路军最后弹尽粮绝被迫退出上海。同时，民众抗日救国热情继续高涨，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压制，“一二·一七”惨案后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达夫、丁玲等30余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月14日，上海农工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抗日主张，决定于17日召开市民大会，并实行罢课、罢市、罢工、罢税、罢岗、罢操。此日，30余民众团体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等14项议案。但会后到市政府和市党部示威游行时，被警察驱散。27日，上海市政府又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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