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此传虽是速成，毕竟酝酿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写法上，可谓深思熟虑。自传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表示：“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看来，他还是当年出版《独秀文存》时的思想，写自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乃是记录“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因此，这部自传具有永恒的价值。
“力求简短”又能写出具有社会价值的自传，自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接着提到另一种写自传的方法，说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但是，自传的“瑰宝”在此，遗憾也在此。第一，由于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很快出狱，看到祖国在日本侵略的危机中，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不能无动于衷而继续耽在书斋中写自传。特别是他一生奋斗到此，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的苦难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现在，面对期望已久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又激发起极度兴奋的政治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中来。不过他不是投笔从戎，而是以笔作枪，口诛笔伐，进行抗日宣传，无暇也没有心情来从事与战局无关的自传写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沦陷前夕还对反复催促他写自传的陶亢德所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实时续写，乞谅之。”
第二个考虑是，不愿意粗制滥造，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特别是文字上，语不惊人誓不休，这在当时战乱年代写自传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陶又说：“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没想到，此言成了谶语，倒不是因为陶先生的继续不断催促，而是复杂的局势和他的处境使然。
第三个顾虑应该是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他自传中的敏感问题。正如他致陶信中透露的：“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48]如前所述，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的纠葛，就是从北伐以后开始的。
不过，在给陶写这封信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3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可能是受了这时发生的所谓其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的“汉奸”案的刺激，他与中共彻底破裂，写全部自传已经无所顾忌了。然而，他的这个“打算”由于至死没有完成另一部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而没有实现。当时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学，撰述《教本》。汪孟邹多次催促他续写自传，但他认为写《教本》比写自传更为重要，答应候此书写好后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没有想到《教本》没有写完，他就病逝了。《实庵自传》这两章也就成了他的自传之绝笔，没有写到他波澜壮阔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更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中华五千年文明，传记文学史的著作不少，但真正有价值并脍炙人口的不多。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陈独秀把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看得比写自传还重要，主要是他认为汉字的落后将贻误子孙后代。他的这个想法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激进者如钱玄同，曾主张废除汉字，陈独秀则主张汉字拼音化，并在1928年终于完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曾满怀希望此稿能出版，许多朋友也都帮忙促成，但终因他“共匪首领”的身份，未能如愿。于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汉字形成的规律，企图解决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实际上，说“退而求其次”是指出版而言，即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就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来说，如前述早在1913年反袁斗争失败后就开始了，并在当年完成了《字义类例》书稿，因当时出版业不景气，拖到1925年才出版。该书就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中断了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监狱的环境和朋友的帮助，给了他继续研究这个学术问题的良好条件。所以，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屡屡受挫之后，学术上有一种成就感，而且这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贡献，因此，他也希望那些“书生气”的朋友们学他——“弃政从著”。他曾为鲁迅议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惋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甚至建议胡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当局就不应再怕他，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中央研究所出版。他希望此书能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为此，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拼音文字的运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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