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个崇尚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人，有所见解就要发表，如他所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45]他19岁就自己石印出版《扬子江形势论略》，后来又多次自办报刊，有言即发；在担任中共和托派第一把手时，也可以在机关报上随时发表文章，好不痛快。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统治，他成了头号通缉犯，失去了过去《独秀文存》那样的出版自由，实在气恼，自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后来，较有实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的自传稿，于是陈又积极起来。在法庭审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次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国革命》等书，说明他真的要写《自传》和《中国大革命史》了。同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有点对不起老朋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他是一个讲究义气和重感情的人。所以，他还是希望亚东出。3月4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实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一是汪孟邹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没有响应已是国民党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请求的询问；二是陈独秀接着为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坏极，特别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现，以及法庭上被人广泛误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写自传，这些内容都是不可回避的；三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倒不是他不会在传记中写出“文学性”，而是他的心境，不允许他产生“文学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国民党判决他八年徒刑后不久，他给汪原放写信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甚至这样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46]
由此可见，环境和心情对一个人的写作，有多么大的影响。
就这样，陈独秀暂时无心撰写自传，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狱前夕，《宇宙锋》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表示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7月8日，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约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到五四运动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47]
内容要考虑“能够出版”和“有无窒碍”！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完全没有当年桀骜不羁的狂野精神，而持一种遵守体制限制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了一个合法主义者，再也不愿回到当初中共与托派的地下生活中去，批判国民党体制的思想、言论、出版不自由了。数年的牢狱生活，的确使他改变了性格，从一个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激进主义者、旧世界的批判者，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体制妥协的合法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如果执政者不再反动，他是准备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他的自传准备只写到五四运动，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若写到五四运动以后，必然对当前两大政党做出褒贬，发生新的纠纷。自然，这里还有很复杂的情况。因为在与国共两党关系中，也有他自身的许多不好说的尴尬事。要知道，陈独秀是一个爱面子、不太习惯做自我检讨的人。
为什么这时他对写自传积极起来，显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变的刺激，觉得在狱中安静读书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在卢沟桥风火岁月中，他奋笔疾书，到月底，就写出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两章约一万字，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气煞严厉教育他读四书五经的“白胡子爷爷”，戏弄以迷信骗人的“阴阳先生”和院试蒙了一个秀才，南京乡试未中举人，却看到了“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的闹剧，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义当作人生楷模，等等情境；生动展现了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格，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的过程。而其文笔之风趣、泼辣、尖锐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喷饭而又深思。
在他出狱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传在《宇宙风》（十日刊）杂志上连载时名为《实庵自传》。显然，在抗战初期全国人民斗志高扬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太张扬“陈独秀”这个名字了，因为人人都知道“陈独秀”这个大人物，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实庵”是谁；陈独秀考虑，也许在这两章自传内容中，还没有1914年才产生的“陈独秀”这个名字。但是，尽管如此，《自传》的发表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宇宙风》更是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其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可见，当年讨厌“文学性”的陈独秀，现在已经文学气十足了。杂志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还由衷地感谢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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