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比较倾向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主张运用民主口号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反对中共组织“赤色工会”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对抗的“盲动主义的工运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开的、改良的甚至反动的工会，做团结群众及反国民党反资本家的斗争。行动口号是：召集普选、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他们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28]因此他们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大会，[29]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但同时又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坚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30]对这个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反帝反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示威的会议，他们要求对“一切党派……批评的绝对自由”，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吗！而大会又是共产党布置的，他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来的年轻托派是一批更加极左的分子，也影响到刘仁静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左倾”起来。福建事变时，他们认为如果在此时运用国民会议策略是帮助蒋介石政府，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同时，由于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红军运动又在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下日渐衰落，因此他们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突然事件上，如爆发世界大战，反对国际上和国内宋庆龄领导的反战运动、反战大同盟等。在当时开展的内部理论与策略的讨论中，他们一方面支持讨论，以便统一认识，产生一个比陈独秀九月政纲更“左”的新政纲；另一方面，把主要兴趣放在组织的改造上，企图夺取托派的领导权，甚至组成一个“新政党”。因为希特勒上台后，托洛茨基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死亡”，改变了“挽救”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方针，号召各国托派另立新党，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提议组织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格拉斯、史朝生、刘仁静等人，从政纲和组织两方面，同时发起攻击。
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也认为1931年托派统一大会通过的纲领已经不适用，应该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于是，陈其昌临委委托刘仁静起草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并在1934年2月20日临委会上通过。
这个草案又受到史朝生为首的沪西区委、彭述之、罗世藩等人的严厉批评。但陈独秀表示：“政治草案我读了一遍，觉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认为民众运动的开始抬头而又低落下去的现在，正需要适合现状的这样一个政治决议案。我去年第一次向临委建议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却和消极，消极固然不可，依客观的形势，退却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有时是革命的。退到我们能够站住脚的地带，能够积极的为准备进攻而站住脚的地带，比任何激烈的词句都要革命些。”
这里，陈独秀与盲动的极左派及消极悲观论者不同，能辩证地看待托派目前的处境，提出适当的方针。同时，他也对临委通过的《政治决议草案》提出了几条重要的修改意见。
关于国际形势。由于当时欧洲的局势变化十分复杂，众说纷纭，草案因而对此“忽略”了。而托派中多数仍坚持帝国主义会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总是高喊“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指出这种“忽略”和“拥护”都是不对的，“多瑙河流域事变发展，是国际很重要的现象……我认为，目前意、奥、匈与德不睦，还不是欧洲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将来的形势一变而是意、德、奥、匈公开的联合对法，则去战争便不很远了。德联法对意、奥，法助德征服奥、匈，都是不会有的事。我觉得将来的大战会开始于欧洲而不开始于远东。苏联固然不应该自启战端，日本只要它不积极的干涉满洲，也没有攻俄的必要，而且攻俄并非是很平安顺利的了……照现在的局势，大战会开始于奥、匈进攻小协约，于是法兰西出来援助小协约，于是意大利德国起来援助奥匈，于是法国求助于苏联，于是意德求助于日本，于是法国求助于英美。”
对于苏联，陈认为：“苏联看重于中欧的市场，也同样不容易决定放弃那一个，所以它的态度会动摇不定。此时帝国主义眼中的苏联，已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武装进攻的必须；今后某一集团的帝国主义和苏联开战，决不是简单的向苏联进攻，所以帝国主义联合向苏联武装进攻已成为过去的名词。政治决议案中不应该应用此种名词。”
所以，他提议，在决议案中，“应该说到——明确的说到国际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联合战线’，而不是‘拥护苏联’（‘拥护苏联’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的特殊口号）；中国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国民党，实现彻底民主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而不是‘倒蒋’。‘倒蒋’只能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一种特殊的临时行动口号，等于‘打倒资产阶级的十个总长’。‘打倒十个总长若用为中心政治口号，岂不荒唐！”——这里，他为自己在“一·二八”事件中提出的“倒蒋”口号进行了辩护。
关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由于刘仁静热衷于他的“经济复兴论”，草案没有提及这个问题。陈独秀认为：“在没有革命运动的现在，国民党准备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宪法，这些现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一个革命的政党对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应该不理，亦必须向群众指出应该不理的理由。草案对此太过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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