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1936年，对于中国托派来说，还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斯大林诬陷为汉奸，同时也殃及陈独秀。
1934年12月1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走廊里被刺杀，凶手当场被擒，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包括凶手、知情人，一个一个被杀死，使此案成为千古之谜。以此为开端，苏联国内的这种大逮捕、大清洗持续了数年。
由于“莫斯科审判”本身是一个阴谋，所以，全部采取秘密审判逼供信方法，于是，关于托派，阴谋者很快就策划出一条“罪状”：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给俄国的托派“平行总部”一封信中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
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参与建党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即汉奸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根据苏联“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莫须有罪名，他们首先在巴黎办的机关报《救国时报》，连篇累牍发表诬陷“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竟然多达40余篇，有时专指陈独秀，出现满版“肃清日本汉奸陈独秀”的谤文。而国内各派无人相信，包括长征后首先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也如此。193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特别提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盟”，呼吁共同“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76]193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也在武汉地区发行），还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时评。这两件事，前者发生在巴黎《救国时报》大造“托陈派是汉奸”谣之前，后者则发生在这个造谣的高潮之中。说明在国内，包括共产党在内，“陈独秀不是汉奸”的认识是清楚的。
但是，政治斗争的肮脏就在于为了需要，可以不择手段。陈独秀不是汉奸，虽为国内各界所共识，但“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却很快被一些派别所利用。于是，不仅托派受害，其他政派也以“托派”为罪名，加罪于与托派毫无关系的政敌，甚至鲁迅也卷入其中。
随着日本侵华步步深入，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奉命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开始急转弯，号召全国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内，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鲁迅刚刚从“局外人”转到同情与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立场上来，而在《八一宣言》中，竟把杀人如麻、刚刚刺杀了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并时时威胁着鲁迅生命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也指明为联合对象，实在令鲁迅难以接受。于是就与周扬等人发生了一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
陈其昌了解到鲁迅与周扬们的争论之后，误以为鲁迅也是反对联合战线的，就以陈仲山假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送上托派中央机关报《斗争》《火花》等刊物，企图争取鲁迅。
其实，陈其昌这个行动有点一相情愿，因为一是鲁迅与周扬们关系弄坏，只是他与共产党王明派的几个人关系不好，特别是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几位“宿敌”；而他与整个共产党，特别是他与身边冯雪峰为代表苏区毛泽东派共产党的关系，依然良好。二是他与周扬们的关系，毕竟是“盟友”，大敌当前也不愿彻底翻脸。而且鲁迅对他们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确，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7]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在上海的执行者，初期虽有右的缺点，但大方向是正确的。鲁迅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基本上拥护的；他与周扬们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如他当时对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78]所以，鲁迅与周扬们的分歧并不是反对不反对联合战线的分歧，而是鲁迅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太含糊，会在联合战线中失去领导权，像大革命中那样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补充。
另外还有重要一条是，陈其昌的信是站在连陈独秀都不屑的极左立场上写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新政策”，说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ds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进而又自吹说：“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的斗争……几年来的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这显然是与鲁迅的主张背离的，鲁迅岂能同意？但信中却要鲁迅支持他们：“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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