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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95)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政治上也进行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工作。国民党在京沪战线溃退之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及抗日群众运动新的发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同时,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种情况是短暂的。所以,陈独秀利用自己历史上形成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和章伯钧、章乃器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企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以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为努力抗日,胜利后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51]

  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因抗战连连溃退在国民中威望直线下降的时机,在武汉的中间势力中积极活动,并由宋庆龄襄助,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各个民主党派对中共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陈独秀认为“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必须参加这一运动,藉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

  陈独秀联络中间势力,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他们去争取群众。但是,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遭到教条主义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坚决反对。他俩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为此,他们俩又提出要办一张“我们的报”,以便发表“我们”独立的主张和对同盟者进行批评。陈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重教条,太不懂政治,一点策略也不懂,与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已下,就坚定不移,不容别人置喙,或者胜利,或者头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让步,试着走走看。于是,陈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党、全国救国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的“四派会议”。陈独秀希望能进退自如,如果谈判成功,他再进一步出面;如果失败,他就不出面了。可是王、濮是何许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陈独秀的名望,到这个时候你还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后被拒绝。接着,罗汉来到武汉,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随后,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比较著名的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为了开辟一条有效的抗日道路,陈独秀真所谓煞费苦心。

  可是,以上的军事谋划与政治努力,还没有结果,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何基沣这位非嫡系军人的活动,时时都在蒋介石特务的监控之中。当王、濮等人买好车票,准备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的时候,蒋介石果断地掐断了这根线,免除何基沣的师长职,“着毋庸回任”。这使陈、何的精心策划,顿时成为泡影。去请罗章龙,罗断然拒绝;而函请高语罕,高迟迟不予理睬。最后得到的是:来自王明、康生强加的“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虽然此事在社会广泛同情和陈独秀的坚决斗争之下,不了了之,但中间势力却把与陈合作视为畏途,纷纷离去。

  就这样,陈独秀在1938年7月,在武汉失守之前,打发走王、濮、罗等,只身一人,进入四川,度过他孤独的暮年生活。这时,只有他的思想闪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动。就是说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家的生命随着武汉努力的流产而结束了。

  由于形格势禁,英雄难展冲天志,万般无奈泪沾襟。

  “汉奸事件”

  ——陈独秀与中共彻底决裂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制造的“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开始在国内起作用,除地方上的军阀利用这个罪名消除异己外,共产党内的肃托斗争,主要是在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开展的。在国统区,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托派,陈独秀首当其冲。

  王明、康生回国时拿着莫斯科肃托的“尚方宝剑”,得知毛泽东的中央曾想与托派合作抗日,甚至传说要让陈独秀回党,歇斯底里大发作,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52]

  早在中东路事件时,王明就发表长文,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大肆攻击陈的正确主张,陈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的“左”倾路线上台时,曾通过一个决议,又说陈独秀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陈独秀也未予还击。现在他指使同伙康生在武汉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长文信口雌黄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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