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安徽同乡老友朱蕴山，听说了这件事，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受周恩来之托，劝他到延安去。他都未听从。所以，他逝世后，朱写诗曰：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到他去世的那一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势海拔较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终于使他做出了移居贵阳的决定。在1942年1月9日和2月1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都提到这件事：“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以病体不胜跋涉”而作罢。而在这两封信之间，即1月27、29日，恰有朱家骅赠送经蒋介石“谕示”的8000元，使他也暂时有了经济上的支持，没有冒险去贵阳，直到他逝世。
陈独秀晚年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亲友都来帮助他，资助他，但是，他并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28]。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陈独秀主持中共时期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后被捕在一次陪绑的假枪毙中吓破了胆而叛变的任卓宣曾汇给他200元，很快就退回了。陈说“你比我穷”，任不解。其实此话意味深长，乃指人格而已。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音韵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曾得到预支稿费1万元，因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书名纠纷，未能出版，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对于朋友的资助，他也尽量写一些字联和诗词赠送。他的书法，特别是小篆，很有名气，一纸难求。北大同学会先后派罗汉（罗汉在1940年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时牺牲）、何之瑜照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还每月补贴他300元生活费。这对于陈独秀晚年生活的稳定，非常重要。陈就把他的书稿《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生活是如此艰难，尤其是对这种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状况，对他这个早年提倡“独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尊性极强的名人来说，[29]精神上带来无比的痛苦。在致杨鹏升的一系列书信中，充满着这样的字句：“由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严转来汇票三百元，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独秀名字的信笺信封时，又说“屡承厚赐，何以报之”（1940年4月7日）；还有在接到千元兑票时说：“屡承吾兄挂念鄙况，既感且渐，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给杨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说“复觉惭愧无状”，“且感且惭”（1942年4月5日）；等等。
对于这样的日子，一般人早已愁闷至极，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历经磨难之人，屡受迫害、打击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枪毙的威胁也经受过。他却善于苦中寻乐，如有一次还题写李白的诗赠友自嘲之：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30]
在暂居郭家公馆时，曾与早年同乡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陈给胡写诗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31]
日本侵略造成了国破家亡，人民受尽苦难，但大自然还是那样美丽，让人贪晚眺望，暂时忘却了乱离中的辛苦。
陈独秀书岳飞《满江红》
对于因形格势禁一时难以进行革命活动，他也能释怀。在石墙院，除了老友邓初医生常来看病外，还有一位为他看病的程里鸣大夫，时间一长，两人相交甚笃，无话不谈。有一次程笑着问：“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表示：“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摇头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于是，陈独秀为程写了以下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
好花看在半开时。[32]
真是妙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不能亲身参加并领导革命和抗日战争了，但是我所从事的革命运动，像“美酒”“好花”一样，已经是“最美好的人生”了。
其实，他的精神丝毫未颓，爱国热情也仍旺盛。在家徒四壁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就是他写的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早在武汉时期，他还给友人题赠岳飞“满江红”一词（解放后，收藏者怕招祸，把陈独秀的署名处理了）。
另外，他的贫病交加，也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好学、博学的品性，更使他博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上述江津县长罗宗文说：“他的字写得很好，我十分欣赏，我调离开江津时，求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正之，独秀。’下联是为罗饯别的意思，但上联之意甚深，在于近而求诸远：当时全国有志之士，都涌到西南，坚持抗日战争，艰苦异常，都渴望早日胜利，从西方班师回到各自的家乡。“《散氏铭》共仅350字，要从中选出10个，集成一联，既反映群众渴望抗战胜利、结伴还乡的心情，又突出群众为我饯行惜别的深情厚谊，信手拈来，联成妙对，足见陈老国学功底的深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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