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论述“战争与革命”和“民主与专政”的问题时，多次提到郑超麟的名字，进行批判。所以，郑的这封信，对陈的意见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批驳。
第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表示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有许多条，在文字上，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他并且断言“我们正处在（俄国）1915—1916年那样的时代”。
第二，关于民主制与独裁制的选择问题。郑由以上战争必然爆发革命，联系到这个选择问题，他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即独裁制与民主制）中选择一种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由此，郑同时批驳了陈的“选择主人”说法：“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当时是美国殖民地——引者）或高丽人（即朝鲜人，当时是日本殖民地）二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求做草字头（即蒋介石——引者）统治底下的中国人也不很值得。”
第三，关于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由此看到，当时陈独秀是革命的稳健派和保守派，而郑超麟是革命的激进派和理想派。
已如上述，彭述之坚持原来的“保卫主义”立场，即承认中国抗战的“进步性”，执行“保卫中国抗战”和“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在战争危机（即失败）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策略，为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报上揭露导致抗战不断失败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和共产党的“背叛”上，反对国共合作。郑超麟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提出后，就出现了“保卫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对立。但所谓“保卫”，由于力量太小又没有行动，也只是说说而已。彭述之原来处于少数。1941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84]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刘家良等人转向彭的一方，使“保卫主义”成为“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而王文元原属多数派的，1941年世界大战发生转折时，发明了“中国抗战变质论”，认为中国抗战由原来保卫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成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于是，他与楼国华、陈其昌等人，转而加入郑超麟的“失败主义”阵营，但他们在托派内部，还是“少数派”。[85]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通告还附上以上陈独秀和彭、郑两派的文章。两派激烈争论的结果，7月13日，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4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5月初的托派统一大会被称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86]。
这也算是对陈独秀所说的这次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回应吧！但是，在远离抗日战场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几个人发出的声音，的确如后来陈独秀所说的“令人发笑”。
大会重新改选了新的领导机构，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鉴）等人组成新“中央委员会”，楼国华、陈其昌从原临委中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他们提出抗议，并要求继续讨论政治问题，也被“新中央”拒绝。于是，他们也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另出版一个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者”派。以后中国托派再也没有统一。
总结以上陈独秀与托派两派的意见，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现象：
多数派与少数派在战争与革命、民主与专政及苏联问题上，意见基本相同，目标也相同，即在战争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当前抗战性质（一是进步，一是反动）和策略（一是保卫，一是失败）有些差异，二者就斗得昏天黑地，但都限于口头上，行动上谁也没有跨出一步。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骂对方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而两派与陈独秀的对立，才是真正实在的。所以，彭述之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少数派出于对陈独秀的私谊，只同陈独秀讲理辩论，不给陈扣帽子骂人。他们认为对多数派的批判，也就是对陈独秀的批判，如上郑给陈的信那样。郑在发表此信的按语中，还特别说明：“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还是知道的……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对此战争策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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