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诚虽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但指出：“双方争论不休，最后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全校四百多人反对，只有二十八个人表示赞成。”[38]
王观澜也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只说会议一共开了十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二十九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指出：投票时他们特别二班除了翻译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学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选“中大”学生支部局。[39]
毛齐华则说：“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40]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早在1929年3月就已经回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并投赞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讽刺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41]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吴玉章在1943年写的《吴玉章略传》中即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说“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十八个人了”。[42]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派’的说法，也是托陈派分子一九二九年秋中大清党时期捏造出来的。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可是托陈派分子故意把中大几百人中的绝大多数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反对托陈派的同志，都说成是‘陈绍禹派’。同时他们伪造说，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以陈绍禹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43]
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44]
张闻天认为当时拥护支部局的不止28个人。他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但对大会情况无疑是关心的。他在1943年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提到，会议最后表决，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90余人，俄国同志30余人，反对的20余人，还有二三百人表示怀疑。所以，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45]
盛岳回忆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联合起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思想立场的一致而不是由于有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也无需单独成立组织，因为他们控制了党支部局，且有俄国当局支持他们。而且，这一集团没有公认的领袖。他们大多学科成绩优良，在中山大学的党务、教务和行政工作方面都既能干又积极。他们俄语讲得很好，使他们在校内外能和俄国人有广泛的接触，一般俄国人对他们怀有良好的印象。尽管这样，除了陈绍禹一人，米夫对他早就予以重视而外，在这场斗争展开之前，米夫并没有特别挑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人，作为他的集团成员。米夫没有创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中山大学斗争中表现突出，为米夫所看中，当成一支对他有用的有训练的力量罢了。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一名称，原是‘反对派分子’给取的，到底这二十八个是哪些人凑起来的，就有某些主观随意性和流动性。”[46]
杨尚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他还说：“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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