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回忆说：“清党开始以前，王明一伙中以‘机关枪’闻名的盛忠亮等，向全校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俄文名叫麻麻也夫（赵言轻）的学生，在向支部局交待了中山大学的托派情况，盛忠亮同他‘聊聊’之后，他就‘自杀’了。据说他死前，留下了‘托派名单’。盛忠亮等在全校大会上谈到这一事件时，借机威吓说：‘托派用不着犹豫，想躲也无用。’接着格勃乌机关开始在学校逮捕学生，第一批被捕的据说有五六十人。”[64]
吴福海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勃乌抓去了，我所在的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65]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传记与回忆》也说，听博古、杨尚昆等同志说，“清党”开始时，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何子述等拥护国际路线的人曾遭到反对，“后来，幸而在一个畏罪自杀、外号‘妈妈同志’的托派身上，搜出中大托派的名单。这个‘妈妈同志’是托派管组织的。这样，才把清党的对象转向反党分子！”
但据李一凡回忆，赵言轻并不是“托派”。他说：
一天清晨突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有个叫麻马也夫（不知其汉文姓名）的河南人“自杀”了。据说，在他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一封“遗书”和一份“名单”。可是，所谓“遗书”和“名单”，并没给人过目，据说为了“保密”。当殷鉴在大会上宣布此事时，虽然手里也拿着一两张纸（据说就是“遗书”和“名单”），可他并没照着那纸念。他只是说，麻马也夫在“遗书”里揭发，“中大”有个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党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一员，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负疚“自杀”云云。
这样一来，学校里的形势和气氛又为之大变：王明一伙于是诬陷广大党、团员群众联合反革命托派向党进攻，并谎报区委和联共中央。中央和区委当然大怒，指示严厉查处，于是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终于通过欺骗手段而大逮捕起来了。
大逮捕的第一批是一些从“东大”过来的和1928年以后从国内来的同志。因为这些同志曾签名要求回国，于是就在一个晚上以送他们回国为名，按他们自己签的名单一一聚集送进“木得已耳卡”大牢；当这些同志到了大牢过道，还以为是“车站”哩！第二天一早，学校里放出风声说，这些人都是托派，其实内中好些人根本与托派没有任何瓜葛。之后，又陆续逮捕了好些人……
从以上所述，不禁使人产生合乎情理的疑问：麻马也夫既已决定改过自新、主动揭发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还提供了名单，这对党不是有大功吗，为什么还要轻生自杀呢？那么，是不是王明一伙感到走投无路而策划出“杀人灭口”的毒计呢？既然有遗书、名单，为什么不把来公开给大家看，为什么不根据名单“按图索骥”地一网打尽呢？事实却是：第一次大逮捕是根据他们自己签字上书的名单，其中有人根本不是托派；后来逮捕的一些托派，肯定是根据李剑如同志的检举材料；托派陈尚友（陈伯达）没被捕，证明当时除同他单线联系的组长万志鳞之外再没谁知道。从这三点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压根儿没有过什么麻马也夫提供的托派名单。[66]
赵言轻的自杀，立即在中山大学引起很大的震动。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他的悲剧性的死亡使学校蒙上了恐怖气氛。全校学生和教职员人人自危。在清党会议上，气氛低沉，不论是被盘问的人或不是被盘问的人，大家都是心神不定。”[67]
同期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清党”运动全面展开，许多好同志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关于这次清党的时间，说法不一。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是“1929年夏秋”。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说：1929年9月，“新学期一开始，联共（布）中央监委派出的清党委员会进驻中山大学”，也就是说“清党”是从9月开始的。[6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说是10月，他说：“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69]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70]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71]也持这种说法。但张仲实说是“1929年底到1930年初”。[72]江泽民说是1929年冬至1930年2月，他说：“1929年冬，联共中央监委派出清党委员到中山大学依靠支部局进行清党。”“1929年12月‘中大’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这次清党直到1930年2月底才结束，历时几个月。”[73]陈修良说是从1929年冬开始，但正式清党“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上半年”。[74]师哲说是“从1929年底到1930年”。[75]吴玉章说“清党十一个月”，到1930年7月才完。[76]此处采盛岳、《张闻天年谱》等说法。
关于这次“清党”的做法，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兼秘书、参与对“中大”被捕学生严刑逼供的盛忠亮曾说：清党委员会“安排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由这些委员主持，学校的每个党员要面对其他党员接受可能的指责。学校党支部局仔细挑选认为是可靠的党员，我是其中之一，事先给他们作了布置，让他们散坐在到会的人员中间。他们为受到别人攻击的合格党员进行辩护，同时一齐起来用有力的控告来攻击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对于被审查的每个人来说，这些会议可称是丧魂落魄的经历，因为每个过去那怕是一点极小的缺点都可能受到盘问。甚至要彻底考查一个人好几代祖宗的家史。这是一种残酷的讯问方法。在众口交织向你提出种种问题和指控的情况下，许多脆弱的人一下子就垮台了。就连我们中那些身强志坚的人，也都要在这种盘问中汗流如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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