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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686)

  后一篇文章说:马列主义的胜利,逼得敌人“不能不带上‘列宁布尔塞维克’的假面具”,来欺骗群众。

  1月12日上午10时 参加上海工联会在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工会干部会议时被捕,被押到南京路北头老闸捕房。[104]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去参加这次会议是李立三有意安排的。其中说:“1930年1月1日[105],李立三告诉绍禹说:‘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今天召开上海各区赤色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布置年关工人罢工斗争。但今天开会的地方我不能去,你得代我去出席这个会议,并作有关国内外时事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立三接着说:‘本来约好项英和徐锡庚[根]和我一块去的,他们现在某茶馆里等着我呢。你先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叫他们和你一块去。’当绍禹来到茶馆见到项英和徐锡庚说明情况时,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冷笑起来。项英说:‘啊!立三自己不去了。好吧!绍禹你先去,我们一会就来。’结果,绍禹刚到开会地方,还未坐下,巡捕房的囚车已到,把绍禹和开会的20多人全部捕去。这时绍禹才明白李立三自己为什么不去,而项英和徐锡庚为什么只冷笑而没有到会。立三等早已知道开会的地点被敌人破坏过,但他们仍然叫别人去‘争取公开’,他们自己不愿去争。”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一次打击。

  1月12日下午4时 不顾党的纪律要巡捕给党的机关送信。

  下午4时,有一巡捕送饭来。一难友与巡捕商量雇他送信,巡捕答应。王明也写了信,由巡捕送到中央宣传部一个秘密机关,说他已被捕,请设法营救。在老闸捕房询问他的地址时,他供出了“鸭绿路号数不知”。这都严重威胁到党的机关的安全。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王明的信是王铁江先接到的,后转交给中央。“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106]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下午四点,有一个巡捕送糙米饭来了,陆友三[107]就找那个巡捕说话,内容是要他通消息给外面,他点头,于是王洁明[108]找到一个工人,在口袋里拿到一根短铅笔,并由一个人身上要出数张上茅厕的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一封信,陆友三也写了一张,接着交给巡捕,王洁明的信址是法租界什么地方。只听到说:信送到时,每封给大洋十四元为酬劳费。过几天送信的巡捕又来,说是信已送到了,记不清他们又送了什么信,但巡捕第二次回来,忽然向他们发脾气,骂他们,大概是送信的地方搬家了。

  盛岳回忆说,当时王明请的是一个印度巡捕,收信的是潘文玉[109]。他说:“陈绍禹急于出狱,他不顾起码的安全措施,写信给中大毕业生、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玉求救,从而危害了党。他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去送信给潘文玉,潘接信后大吃一惊。由于陈的愚蠢,大部分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不得不搬家,因为陈已派了一个巡捕直接到了一个机关。”[110]

  罗章龙说王明的信是送给李求实的。他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报酬。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111]

  1月22日 在提问时说自己是卖茶叶的,等等。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阴历的腊月二十三日,我们每两个戴了手铐,上车到北四川路会审公堂审问。问到王洁明,他的口供是安徽六安人,因为卖茶叶到上海被捕云云。当时没有人承认是为开会被捕的。于是就把我们送到提篮桥西牢东监的第三层楼上,在那里度岁。

  1月 于狱中作七律《狱中除夕》。诗曰:

  爆竹声知旧岁终,狱中何处有春风?

  新年战友连窗祝,含笑交谈众志同。

  死去一心留党国,生还百计为工农。

  苏联茁壮苏区大,马列旌旗遍地红。[112]

  同月 还于提篮桥狱中作五绝《狱情》。诗曰:

  青春全献党,义士壮成仁;

  同志多千万,伤心最一人。[113]

  2月4日 再次被审问,要一名狱友承认,以减轻别人的罪状。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六,王洁明又被提到会审公堂审问,结果被引渡到小东门总公安局。第二天,王洁明和陆友三、何照在背后密语,似乎看见当时的工人有些动摇,恐怕一打就供出来,弄得案子僵了,大家都不好办。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八九点的时候,王洁明拉我在背后,暗地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可以承认了一些,说你是来做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件,你看如何?”以征求我的意见。我“感觉到这是损人利己的主张”,没有同意。以后他和陆友三斗不好意思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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