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华还说：过了几天，开预审庭。一直问到最后的第三名，还是王洁明。我只在外边听到他在里边又说又哭地说：“我是由安徽六安才来的，因为要卖茶叶的缘故，误被人捕”云云。详细的话我也记不清了，那时给我感觉是“要死就死，何必这么哭哭啼啼”，再过几天，看守提了条子叫王洁明、黄皓和那个云南省委的老婆签名，要他们三个招保释放。于是王洁明等又找看守，说送信给外面什么地方招保。我们一批20个人，第二天就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到了龙华，陆友三才告诉我那王洁明即是陈绍禹，因为恐怕我供出来，没有告诉我。
2月18日 因党组织的营救，再加上敌人未弄清王明的真实身份，被招保释放出狱。[114]
有两个材料，说王明是经过“党的内线活动”放出来的。廖化[115]1949年3月22日于大连写的证明材料说：“经过我党的内线活动，把王明同志等三人保释。”郭平（当时叫郭宝根）1955年8月8日写的交代材料说：“1930年1月份，因参加上海工联会纱厂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年关斗争，在上海厦门路被捕，一共有二十三人，其中有中央委员王明同志[116]……后来经过党的内线活动，将王明等同志保释，其余被送到苏州高等法院。”
还有一种说法：王明这次出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花几千元保释出来的。罗章龙即说：“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117]但当时与王明住同一机关的邵珍却说：“陈绍禹去曹家渡时化装成工人样子，和一些工人一起被捕的。敌人没有发现他。所以，以后他和工人一起被放了。我没听说党花很多钱把他搞出来。如果真花那么多钱，他就暴露了。不仅出不来，很可能枪毙。”[118]当时在资料科工作的罗晓红也说：“王明是否是花钱赎出来的，没有根据。”[119]
刘平若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反革命陆京士的爪牙江菊林曾亲口告诉他，是“陆京士亲自放过王明的”，“至于何时何地，江菊林未曾详言”。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被释放后李立三曾想杀害他。其中说：“1930年2月18日，绍禹被敌人宣布交保释放出狱。他把自己身上穿的夹袍脱下，送当铺当了两元，住在浙江路上的一个小旅馆里。次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能否碰到同志，以便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走不多远，在四马路上碰到任弼时同志。弼时给了绍禹五元，并许诺通知中央组织部来找他接头。但是等了廿来天，李立三才派来陈庚［赓］同志。当时，绍禹还不知道陈庚［赓］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以为他是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陈庚［赓］问了绍禹一些情况后，说：‘你说的和我们知道的一样。你等着，会有人来找你，给你分配工作的。’”1931年春，当王明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住在一个小尼姑庵里时，陈庚［赓］对他说：“绍禹同志，我今天是来保护你的。一年前（即1930年3月初），我到你住的小旅馆去看你，可不是去保护你。相反，是立三命我把你带到我们特有‘大屋子’里去的。现在你已知道‘大屋子’是什么地方了吧？那是个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地方！我告诉立三说：‘和绍禹一起被捕的20多人，除张光明、廖华外，其余的都交保释放的。’但立三命令我说：‘你一定要找他（绍禹）谈谈。如果发现一点可疑的，就立即把他带到大屋子里去！’后面这句话，立三还重复了几遍，他怕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我和你在小旅馆谈话后，更认为立三的做法是绝对的没有根据。”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二次打击。
同日 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三农”时的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六安、霍山联合县委书记，因与省委书记尹宽发生路线争执，到上海找中央解决。问题解决后，中央让他留在上海。这天，王逸常正在英租界的一条街上行走时，遇到刚刚出狱的王明。他回忆起这段巧遇时说：“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120]
2月18日后 给米夫写信。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并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攻击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安排重要职务”。[121]
2月21日 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被捕、受审及在监狱中的情况，承认“因一时确信送信人不会捣蛋且想不出其他地址，致命人送信（潘）问友处，虽然幸好始终未成问题，然而因此致问友搬家，且予人以不良口实”，这是“个人此次之错误”。
3月16日[122] 中共中央给他写信，指出他被捕后“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着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影响机关的安全；其二，供出鸭绿路，虽没有说出门牌号数，但“同样可以影响机关的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三，企图“躲避自己的错误”，“证明你仍是不能悉心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更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说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明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更是非常错误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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