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 以“兆雨”、“石”、“慕”、“玉”的笔名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就4月3日英帝国主义的水兵惨杀南京和记工厂工人事件，得出结论说：“革命与反革命的肉搏一天一天地加紧了”，“已迫在目前了！”“革命高潮已经加快地到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务”。这时，“不仅怀疑这些行动‘有没有可能’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就是把这些行动只当作‘一般的策略和很远的前途’，而不积极马上实行准备、组织与实现，也同样是右倾”。
第二篇《“四一二”与蒋介石》，主张打倒一切。它说：张发奎、冯玉祥、陈公博、李宗仁、阎锡山、段祺瑞，“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哪一个比蒋介石好一毫呢？”“改组派为的争夺卖国殃民的权利反对蒋介石，他们的忠实同志没有一个不是‘蒋介石第二’，国民党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到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都是一样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地主资本家的屠杀工农的猎狗！”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军阀，整个国民党，“打倒中国的一切地主，买办，资本家”。
第三篇《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3月23日，汉口和记、安利英等七八家蛋厂，发生群众自发的同盟罢工，提出“恢复民国十五年的条件”等7项经济要求，在得到“相当胜利”的条件下复工了。这篇文章根据这一事件，对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群众已经自动地干起来。”“在这一斗争的影响下，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一定在武汉区域继续扩大和深入，这不仅是赤色工会发展的有力基础，而且是一般革命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苏维埃政权运动的有力推动和领导，更加要加速实现工农兵武装暴动夺取武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前途。”
第四篇《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文章说：“‘红色的五一’马上要来了！”届时要“组织五一的罢工示威”。在筹备中，要“尽力用斗争方法取得公开地点……作为开群众大会，代表会，委员会，以及组织，宣传，纠察各部公开办事的场所”。
春 于上海作七绝《念故乡》。诗曰：
屡跋高峰涉巨洋，为谋域内变风光。
金家寨上红旗满，我更因之念故乡。[127]
5月上旬前后 撰写《什么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册子。[128]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未署名”，是为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们用的，由“中共中央铅印，中共中央决定作者写的。当时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29]
5月1日 在《劳动》第30期上以石的笔名发表《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要求：“在全体工人阶级引导广大劳苦群众与资本家搏斗的‘五一’这一天，失业工人应该积极起来走向战争的前线，举行广大的群众示威，包围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办事机关，行政机关及工厂作坊，打开资本家的米仓钱库，向他们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
后一篇文章说，“五一快到了！英日同盟罢工兄弟们的斗争勇气一定更大”，全中国的工友们，要以实际行动援助英日的兄弟们，“在五一这一天，我们举行伟大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
5月14日 在《劳动》第31期上以兆雨、石的笔名分别发表《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和《“赤俄”与“白俄”》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号召工人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文章说：“上海安迪生祥昌，南京和记，青岛英日烟纱各厂的斗争，给了我们明确的教训，现在已经是资本家与工人肉搏血战的时候……我们只有下决心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一篇文章说：工人要求米贴，加工钱，国民党就说是“赤化”嫌疑；工人罢工，资本家就招雇“白俄”代替工人，破坏罢工。“白俄”在中国有好几万人到10万人，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对头”，我们要“坚决地以群众武装力量驱逐‘白俄’”。
同日 在《红旗》报第101期上以雨的笔名发表《坚决地反对黄色倾向》。文章说：“目前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便是黄色倾向！”其表现是“对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实际斗争不坚决”，“有时还多少保有合法观念的幻想”，等等。对这种倾向，要“在理论上，组织上，斗争上，工作上加紧的克服”。
5月15日 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文章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说：“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斗争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觉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及整个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怒潮之前发抖！”文章提出，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夺取武汉这个中心城市。“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加紧组织主要城市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文章列举了“右倾”的十种表现，说各种右的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第二种表现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第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第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于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第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第六是对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第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第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第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非常明显地，第一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甚至反对党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线的执行。”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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