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189]
9月底 被取消一切工作，生活困难，并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仍坚持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传记与回忆》说：“三中全会后（九月底），把绍禹和秦邦宪同志担任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三中全会前，绍禹和博古听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决议，他们曾两次写信给瞿秋白同志，要求和他见面谈谈，但秋白连信也不回，并且派周恩来代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找绍禹和博古‘谈话’。周坚决要求他们俩同意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俩早已听说李立三等宗派主义者善于借刀杀人，曾已把某某两同志送去中央苏区杀头……等”，所以他们坚决不去。回忆中还说：
不给工作，就是不给饭吃。在秘密工作环境里，当然更是困难！绍禹和博古住在苏州河边上（离浙江路不远）的一家小面馆楼上的亭子间里，时常饿肚子。幸而面馆老板有时愿意赊些面条给他俩吃。他们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很窄的小木床，一个小木凳。绍禹经常睡在地板上。不仅没有任何其他家具，而且连便壶便盆也买不起。我在1930年7月30日被捕入狱。到10月初，绍禹才把我的行军床、一张小桌、两个小凳等搬去，才算有了副家具。
绍禹和博古每天看着苏州河里的很多小船和船上以运送粪便为职业的船工及其家属们，都是常年的住在小船上。由这些小船组成的这个贫民区，简直破烂不堪！而他俩的床上床下都堆满了中俄英文的马列主义书籍，俩人感到很愉快了。绍禹翻译了罗莎·卢森堡著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改良主义？》一书，得了几十元稿费。博古的妻子从无锡老家来看他，带来了母亲的温暖。俩人一刻未停地领导着对敌斗争和反立三路线。小屋里时常人满，有的同志来向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联共党史，有的同志来商量反立三路线问题。经常很忙。
10月17日 给米夫和马耶尔写信，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开过近三周了，可中央仍未公布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指示。在全面否定中央的同时，信中还指控江苏省委领导李维汉和中央领导周恩来等人。信中写道：“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190]，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191]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接着控告周恩来等人，“应该根除对公司[192]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科文[193]等人的任何幻想……他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和巴黎[194]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他还向米夫告状诉苦说：“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无法真正地工作，到处都有来自领导方面的罪孽。过去和现在所有批评理论和实践不正确和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的人仍处于罪人地位。领导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残酷地惩罚、迫害、监视和分派他们。”最后，王明写道：“我认为，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贸易[195]，应该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立即采取更坚决的措施。”[196]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 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一起三次到监狱探视孟庆树。王明于1958年6月曾写诗《探监》追忆当时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197]
10月23日 给米夫写信，说他于10月22日才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部分材料，了解了共产国际7月29日决议等文件精神。他说：“在我看来，巴黎公司[198]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199]的行情，并为开展贸易[200]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第三次全会的决议贴近巴黎的决议，并承认和考虑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缺点和愚蠢做法，当然，还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准确、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问题的提法和道路的确定已经比今年6月11日的决议好得多和正确得多了。”在这封信中王明基本肯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但他还是指出了中央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领导开展自我批评和教育工作方面，老板们做得很不够”。[201]
有的文章说：“王明等最初并不是共产国际要推上高位的人选，这从1929年其归国后只是负责一般的宣传工作就可以证明。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米夫的回信，但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处理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认同了王明的投诉。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自然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202]
10月 共产国际执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信中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因而，“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这条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信中还说：“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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