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米夫等《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有的人在发言中把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组织的意图说得更明白。例如皮同志在发言中，按“教条化”标准吹嘘王明、博古等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25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王明和何孟雄、罗章龙等都要求召集紧急会议，像八七会议解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那样，解决“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接受了这个要求，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255]
12月14日 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为了自己的小宗派独占中央领导地位，转而公开反对和他共同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王明曾带罗章龙（好像也有何孟雄）来我处，罗、何他们也说一套反对立三路线的意见。我现在的印象，那时他们中间看不出什么分歧点来。如我在他们鼓动之下，向中央提出意见书，初稿也就写了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召开七大等，他们看了都同意。过了一两天，王明才又来告诉我，说把紧急会议改成四中全会，准备召开七大一句不要，我当时也改了，但也没有听到王明说罗章龙有什么不对。[256]
但李初梨的说法与上不同，他回忆说：“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257]
同日 在《实话》杂志第3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
文章说：“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还说什么“对于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主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这样，王明就把反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在党的刊物上公开了。[258]
12月16日 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立三路线是“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斗争的责任”。[259]
《传记与回忆》说：“一直到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后，周恩来才变了腔调。某日，他到小面馆的亭子间来看看这两位受了严重处罚的同志。周说：‘你们这地方来往的人太多，很危险，赶快搬家！’”
12月17日 给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和马耶尔四人写信，这也是他给米夫的第九封信。此时米夫早已到上海。信中说：“现在情况十分严重。领导人正经受着最深刻和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全公司[260]也出现了危机。开始出现消极情绪，走头［投］无路，绝望，各种各样的人逃离公司。工作到处还是老样子。领导完全陷入了泥潭并且已经绝望了。到处呈现出不满情绪。组织和个人递送的声明、决定、决议一天天多起来。斗争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区，如北方和苏区，也已经开始。执委[261]的决议和来信在各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领导不仅陷入了系统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且还对利波夫路线[262]采取了继承人的立场[263]。在执委干部[264]和强硬实践家的强大压力下，现在领导者圆滑而灵活地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是与其说他们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不如说他们在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捍卫和粉饰利波夫路线。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与多布罗夫[265]还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所以他甚至承认三次全会[266]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和其他人决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们与老板[267]进行了交谈，结果他认为三次全会及以后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是偏离执委路线的产物，并且同意我们关于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张。”“机关几乎还完全处于‘利波夫人’[268]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手中。斗争进行得很艰难。不过我们还是赢得了相当不少的先进分子，斗争还在继续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当然，一切都要靠斗争的力量和群众来解决，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希望得到巴黎[269]的帮助。不对所有领导机构进行认真的改组，贯彻执委路线[270]是不可想象的。请尽快派几位可靠的和熟练的工程师来柏林[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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