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273] 中共中央“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向全党发出《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即《中央通告第96号》，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决定“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27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还决定将博古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说：“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275]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276]
这个省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上海没有设立市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管）。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是给王明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
李维汉回忆说：“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进行部分改组，我即离开了江南省委，准备去莫斯科学习。改组后的省委常委成员是：王克全（代理书记）、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江南省委的改组，因没有实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图，受到米夫的干涉而很快流产，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后来在米夫操纵下，中央于12月25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作了准备。”[277]
刘晓回忆说：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后，立即在上海进行反对中央和何孟雄等人的宗派活动。他说：
中央政治局的1930年11月补充决议和12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下达以后，12月间，江苏省委作出了在上海党组织中对这两个文件进行广泛讨论的决定。王明等人即借此机会，在上海党组织中公开攻击中央，并进行夺取上海党组织领导权的活动。王明派出他的亲信到上海各区委参加讨论，并授权给这些人必要时可以改组区委。这样，上海各区委都召开了会议，攻击中央这两个文件是以调和主义反对调和主义等等。同时，王明把他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
王明采取这种公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对抗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区的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集团就采取撤销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居处等卑鄙手段，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磨，陷于厄境。然后，王明再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如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同志（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当时是坚决反对王明的。王明在打击他之后，又亲自两次找他谈话，强要他改变观点，甚至还让人向蔡博真同志传话，说蔡如能改变立场，王明就可以提名蔡为江苏省委委员。但遭到蔡博真同志的怒斥。王明见蔡博真同志不肯就范，便撤掉蔡的区委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底，王明又以讨论九十六号通告为名，由江苏省委出面，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进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王明集团布置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是要公开打击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会前，王明集团预先组织好了发言内容，会上王明作报告，除几个省委和区委的干部作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泽民和陈昌浩发言。陈昌浩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谓材料来吹捧王明的报告的正确，攻击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某些干部（实际是指何孟雄等同志）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煽动到会者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陈昌浩还指名攻击了何孟雄等同志，并对有人要求改组中央的意见表示支持。在他们之后的发言，都把矛头指向了何孟雄等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
王明还利用他主持会议的权力，几次阻止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志严正地提出抗议，他才不得不作让步。
何孟雄同志的发言，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王明一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的立三路线”，并指责他们在上海党组织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号召上海各区委的党员干部起来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的活动。
这样，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一经交锋，有的原来站在王明一边的转过来反对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态度了，王明看到会议的发展对他不利，就马上宣布休会，并急忙密商对策。当会议继续进行时，王明集团就更加猛烈地围攻何孟雄同志，污蔑何孟雄等同志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并且限制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后来便匆匆结束了会议。最后王明作结论说：会议通过了对九十六号通告的意见和对中央的建议。何孟雄等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更不同意王明对他们的批评。王明就借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地宣称：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将按组织纪律处理，以此来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志。这次会议以后，反对王明的干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王明并没有达到完全控制上海党组织的目的。[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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