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并抄送王明。[181]
10月1日 就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写出给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其中说：“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所有时间动员全党进行积极认真的政治准备，总结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共产国际六大至七大期间斗争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训，检查共产国际六大和党的六大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全会的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发扬成绩，揭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薄弱环节，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拟定革命斗争的近期目标并确定这个时期的策略方针，如果你们能通过讨论的方式在全党面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面的迫切问题，我们觉得那将是有益的，也是合适的。”下面，便分别谈了关于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关于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方面的工作，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关于工会运动，关于农民运动，关于满洲问题，关于几个党内问题等七个方面的工作。在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中，信中说：“应该坚决而具体地谴责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宗派主义。指出在这一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组织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党意识到，我们的口号和争取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现实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们带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说，在‘武装保卫祖国’的总口号下，它们涵盖最广泛的，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182]
10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王明的报告，责成王明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并基本上通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对该信作最后修改。[183]
10月16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84]
10月14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鉴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红军在敌人侧翼实施迂回机动战术，以及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请立即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5]
10月15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同广州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请立即告知。”[186]
10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说：“一切表明，最近在蒋介石和广州人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如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不管广州人和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军事协定，红军都应该在反蒋前线的相应地段大力加强作战行动。应该认真地考虑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蒋介石对其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同时加强我们的主要敌人来对付红军。福建事变的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87]
10月 写七律《红军北上抗日》诗一首，诗曰：
三岛烽烟东北来，长城崩毁沪淞灾。
蒋家天下陈家党，内战热衷外战呆，
共党宣言齐抗日，神州到处响惊雷。
红军北上人心向，海可倒兮山可排。[188]
秋 应苏联老布尔塞维克协会邀请，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反对第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称赞。[189]
同期 曾涌泉被王明诬陷有政治问题，流放到加里宁城机械厂做学徒工达3年之久。后经共产国际查证澄清。[190]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会议“审查从前之工作”，讨论“最近工作”、“代表团成分问题”和“东大教育计划”，并原则通过。决定代表团由王明、康生、福生、李明[191]、万某、周和森、李光组成。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摘要》。[192]
11月1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江西苏区的土地问题的报告。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苏区经济问题的报告。王明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与中农联盟问题，地主、富农、中农的界限问题，商业、财政、工业政策问题，夺取广大小资产阶级问题等。讨论后王明作了结论。
11月20日 在苏联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又名《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主要谈关于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与红军策略问题，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二）反对六次“围剿”战争的四个主要阶段；（三）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为什么具有这样长期性；（四）中国现状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报告说明了时局的新特点，说根据这些新特点，我党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及利用军阀冲突问题上，就“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新办法是：第一，使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首先应该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们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底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的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我们“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193]这说明，王明不仅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主动地采取积极行动，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后稍加修改，以《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等六次围剿的斗争》为题，发表在11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及《共产国际》第32～3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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