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的书。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但蔡“序”特别强调胡适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则是个大误解。不过当时不止是蔡氏有此认知，自诩为“讲新学而力求汉学根底”的吴虞，在没与胡适见面之前就以为胡适是“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实际上，唐德刚先生已指出，胡适曾亲口对他说，他“绝对不承认”人家把他列入“古文家”一类。为什么胡适本不喜欢汉学，而人皆以为他是汉学家？这可能是因为前述胡适到北大后曾努力攻读太炎著作，且由于钱玄同和大量北大同人的缘故，不能不对太炎表示相当的敬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中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大的同事里，则说钱玄同、朱希祖都给了很多帮助。两人也都是太炎弟子。[31]而且，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为的考据，而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做考据便等于汉学家了。这恰是时人对胡适的新考据认识不足的表征。在胡适看来，他做考据用的是“科学方法”，非古文家所能梦见。而胡适对汉学家的看不上眼，也不排除其潜意识中有点宋学的影子在起作用。
胡适的少年教育基本是以宋儒的观念为依归的。1910年，在准备出国考试时，胡适得其二哥的朋友杨景苏指点，开始接触汉代的治学方法，并购置《十三经注疏》带到美国细读。但在读了汉儒的《诗经》注疏后，他觉得仍是他幼年所读的宋儒朱熹的注“比较近情入理”。所以，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早年对汉学大家章太炎的学术，“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1914年9月，胡适游波士顿，读到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颇怪之。则此时尚以经师视章而怪其不似经师。其隐含的认知是经师应没有太多“谬妄臆说”。可知他虽不喜欢汉学，心下对汉学家也还重视，但这种观念似乎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1916年初，他又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说太炎此论“可谓无的放矢”。[32]其余几篇早年考据文章，也多有非议太炎处。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1917年4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做的。余先生以为，这是胡适“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就其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此文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可以看出，胡适对汉学是批判多于亲近的。
但胡适虽然偏爱宋学，却并无真正宋学家那样强烈的门户观念。他在出入汉学与宋学，见其差异明显之后，用一句老话说，实际上也就走上了“调和汉宋”之路。胡适喜欢宋学，是因为其“偏重于哲学性诠释”。基于同样的缘故，胡适在今古文经学中也是站在今文家一边。他认为古文家“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了解”。1921年5月吴虞到北大，与胡适谈，胡对吴说：“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朱希祖字］犹信之，如何要得。”[33]胡适本视“古文”为已倒，自然不会亲近之。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即讲究理解，与宋儒“偏重于哲学性诠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胡适也认为，近三百年以考据为表征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其批判的精神，恰是源自北宋时期。因为宋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一学，就在其对更早的汉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为考据的前提正是怀疑；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对汉儒是信多于疑，但却是在对宋儒大疑的前提下信汉儒的。胡适既然在宋儒中看到的是疑的一面，其融合汉宋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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