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的意味。
“异军”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但这些“异军”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这就可以看到“典范”的限制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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