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提议中说：“关于此问题，敝党敬向贵党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根据其职业地位而组织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即将已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还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以内去；同时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当然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采取政府及党部的领导。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159]
3月24日 将自己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发出了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并发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规定了“细心考虑，大胆发展”的方针。在不长的时间内，长江局所辖地区从省委（工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迅速建立，党员数量大量增加。[160]
但据王瀚回忆，王明曾提出“发展一千，进来一个坏人也没关系”的论调，给发展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又据《董必武传》说，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明得意忘形，对湖北省委负责人钱瑛说：“怕什么，要公开（指党组织）！”还要中共湖北省委打着省委的旗帜到街上游行，甚至要“共产党员必须时时、事事、处处服从国民党当局领导”。[161]
3月25日 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如下八条意见：1.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7.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162]
同日 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接见全体代表，还与周恩来等为《新华日报》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特刊题词。
3月26日 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第二天以陈绍禹的名字刊登于《新华日报》。
3月28日 朱德、彭德怀、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提出北方局解散决死队内党组织问题的意见。[163]
3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王明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同月 根据王明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164]
有的学者对王明提议任弼时赴苏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己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这“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65]
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期间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他们申诉无门，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发生困难。任弼时到达后，认真地进行调查，负责地解决了以下一些人的问题。
其一是吉合的问题。吉合（张期生）原是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组织遭受破坏后，和省委书记刘仁（王崇义）、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带着电台回国到陕北去找红军，吉合准备起程时，康生突然变卦，责问吉合：“你怎么带王逸伦来？他什么人？”吉合说他是模范县委书记，康生竟然说：“越是敌人，他才越好好工作，争取信任。”不但不许吉合回国，而且一并加以“审查”。吉合从此被放在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一“挂”就是三年。后来他给任弼时写报告，任弼时立即批准，吉合等同志才于1938年7月得以回国。
其二是师哲的问题。师哲是1925年赴苏学习的，1929年被派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工作，但王明等都不予理睬。1938年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团要求回国，任弼时接待了他。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师哲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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