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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796)

  其三是陈郁的问题。陈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到莫斯科,多次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清党”结束后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即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他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代表团一直没有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工厂去,整整五年,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他先后写了12次申诉信,工厂党委也发过两次公函,但王明一概不予理睬。直到王明回国时,也没有向干部处作交代。1939年初任弼时为首的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信。在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由王明、康生强加给他的处分,沉冤六载,终于撤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传》感叹说:“陈郁是幸运者,在王明的打击迫害下,象李立三那样被逮捕入狱,象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那样长期下落不明或含冤而死者又有几许呢!”[166]

  师哲回忆说:“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时,遗留下许多未处理的问题和纠缠不清的糊涂账,无论是对干部的培训、管理问题,还是对党的文件、资料或档案以及经费等等,都搞得象一团乱麻。这些问题都是在弼时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了清理和相应的处理。”[167]

  春 据有的论著说,王明曾下令解散七里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委员会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的合法名义,于1937年11月底在湖北黄安七里坪举办的,方毅任班主任,聂鹤亭任总队长。训练班在办第1期时,蒋介石便对王明说,你们延安办了个抗大,为什么又在七里坪办训练班呢?于是王明便对中共湖北省委郭述申、钱瑛说,训练班不要办了。湖北省委进行了抵制,坚持办了第2期,并且扩大了规模。这时蒋介石又质问王明,王明便又三令五申要省委解散训练班。湖北省委不得已,只得将公开的训练班停办,暗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可是王明又批评说是“破坏统战”,湖北省委只好把这里的干部训练工作转移到汤池训练班和后来的汤池学校去。可是,王明又下令解散汤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朋友关系,由陶铸以训练农村合作社干部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0日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实际上也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这个训练班开办不久,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蒋介石也对王明说这个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影响统一战线”,要王明立即通知训练班停办。于是王明指责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说:“国民党出钱,贷款就贷款嘛,为什么搞游击战呢?不要搞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讲办合作社就行了!”要训练班立即解散。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下,陶铸进行了抵制,训练班才在武昌又办了第4期。[168]

  同期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共同协商和草就了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这个草案及1937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民党提出的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40余条的纲领草案,“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与两党负责同志一年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169]

  同期 于武汉作七绝《见柳思乡》,诗曰:

  数年未见柳枝青,一见柳青快我心;

  记起故乡无限好,柳林春意最清新。[170]

  同期 作七律《记长江》,诗曰:

  众水通天涪万会,合劈三峡竞东流。

  瞿塘一泻蛟龙舞,千里荆扬下海游。

  多少英雄成过客,连绵吴楚入边愁。

  三来武汉无穷感,风雨又唤黄鹤楼。[171]

  同期 作七绝《久别重逢——见父忆母》(二首),其二说:

  几度锒铛作罪囚,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背父沾巾泪涌流。[172]

  注中说其父“在解放前曾被反动派捕去5次”。

  同期 作五绝《武汉春怀旧》,诗曰:

  我三来武汉,江汉浪潮新。

  故友不能见,百花空复春。[173]

  4月1日[174]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4月6日 朱德向陈绍禹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电报告山东聊城地区抗日将领范筑先情况。

  4月初 张国焘借清明节祭黄帝陵之机叛逃。

  有的文章认为,除了他不思改悔,反而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怨恨,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动摇,萌生了脱离中共的念头外,王明对他说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黄超已被当作“托派”杀害,使他非常惊慌,也是他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175]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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