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1941年4月3日夜（4日晨）毛泽东亲自送季米特洛夫电报（给中共中央的）时，曾谈到说：“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四点意见。季米特洛夫不同意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但当恩来走前住在医院检查身体时，曼努伊尔斯基派国际干部部的人……告诉恩来说，要把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只告诉毛泽东一人，不要告诉别人。”接着毛泽东又说：“曼努伊尔斯基讲了有关你的四个问题，我们认为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调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在莫斯科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调查了许多人，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政治上你批评过我——在中共代表团会上和你的文章里（虽未提名），这是事实。从调查里我知道你和曼努伊尔斯基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关系不好；这次是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报复行动。”
毛泽东只说了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其他三点意见是后来周恩来说出来的。当时周还说：你和曼努伊尔斯基的关系问题，不止是看我们怎样看法，还得看莫斯科怎样看法。
……
毛泽东说对曼努伊尔斯基提的“四点意见”除第3）点外都没有兴趣，但他在“整风”前已在中央同志中散布这“四点意见”（只是我们本人不知道）。“整风”时他除了公开宣传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四点意见”外，还更加伪造了许多污诬王明的谣言。
同期 为争一个勤务和青委的同志吵架。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一点材料》说：在1940年秋，为了和青委争一个勤务，在王明同志房门外，当场和青委钟效培、丁琇、周惠等吵了起来，孟庆树还追着骂钟、丁等为什么要乱到妇委那里拉人，给人很坏的印象。
11月2日 得悉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被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博古和叶剑英联名致电慰问。[448]
11月11日 撰写《纪念白求恩同志》，收入当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449]
11月15日 参加延安举行的白求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11月20日 在《共产党人》第12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的长篇文章，后改名为《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由胶东联合出版社出版。文章按照斯大林1927年的《时事问题述评》提出的三个策略原则和《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提出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利用最小可能去保证无产阶级有群众性的同盟军，依靠群众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来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或退潮，抓住中心环节等问题，并指出除上述五个一般的策略原则外，在决定策略任务时还必须顾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认为它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定策略的第六个原则。
这篇文章肯定和宣传了毛泽东的一些学说和思想，如谈到对同盟军的团结和斗争问题时说：“对同盟者只知团结，而不知斗争，便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失去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而成为同盟者的尾巴，结果一定不免于失败，陈独秀机会主义便是标本的范例。对共产党以外的一切力量，只知斗争而不知团结争取，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孤立起来，而成为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结果也不免于失败，李立三路线便是明显的例证。”
有的论著认为：“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但他对王明丝毫没有表示“欣赏和支持”。“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450]
11月 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但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
有的论著说：这就“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这是“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451]
12月3日 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12月19日《新中华报》第189期。
12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452]毛泽东在会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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