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交谈。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胡适本来就有“议政”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二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后来的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看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适个人，他当年已明说这不过是他谈政治的“导言”，离“本文”还差得远。三年后做的《我们的主张》，大约才属于“本文”部分，因为他在日记中说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可知前此所做，还不算正式的政论。其次胡适也并无意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冲突，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与他讨论的文章就刊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该文本是通信，连题目大概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这与研究系的蓝公武（知非）的文章先发在《国民公报》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专门谈输入学理的问题，实是正面回应李的主张。“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杂志发表，并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个层面的见解。[15]
1922年胡适写完《我们的主张》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胡适是学了很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干实事者，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好人”。关键是李在写争论文章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在胡适与之商量发“好人政治”宣言时已是，这一点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断无在写“导言”时已与之起大冲突，而到写完“本文”时还于半夜首先与之商量怎样处理这更要紧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次争论在胡李之间，及在其分别代表的“主义”之间，在当年对双方确实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适与另一个后来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关系还更亲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与陈合作提倡文学革命。胡到北大，也因陈的推荐。两人又是安徽同乡，据汪协如回忆，脾气不好的陈独秀遇到胡适就反而好。她说陈胡二人“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争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只听着适之哥的高声大喝和手杖敲地板声。陈老伯反而低声细语了”。[16]这个回忆的细节是否准确无关紧要。但以胡适的修养，而能对陈发火（也就是将一向挂在脸上的修养“面具”卸下来），可知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这只是私交，若论公谊，那时两人也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在陈独秀于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与胡适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胡适那时将陈算在“自由主义者”的范围内。他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认为，陈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17]揆诸当时陈独秀的言论，胡适所说的确不无道理。陈氏那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是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在同一期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陈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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