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午后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18日复电：“你关于王明同志赴苏联医病的报告，已获悉。王明同志随时都可以来莫斯科，为王明的医疗和休息将会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看后即批交刘少奇。[175]
9月19日 刘少奇给王明复信说：苏共中央已复电，同意你去苏联治病，并已为你准备治病及休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176]
10月前 于北京作七律《寄柳亚子先生》，并说明是“续毛贺其诗后书此慰之”，未发。诗曰：
南国诗人北国侠，山为游伴水为家。
豺狼当道挥刀笔，城府满胸弄钓槎。
壮志飞腾鸣老马，热情奔放咏奇花。
而今华夏新兴日，海羡巨鳌湖羡虾。[177]
10月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央意见及同苏联交涉结果通知王明后，王明致信刘少奇、毛泽东说：“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已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联系。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您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您们宝贵的时间，专此致礼，并祝健康。”[178]
10月25日 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师陈锋禹、保姆陈启珍，在秘书田苏元的护送下，乘火车去苏联治病。[179]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到我家来通知说”，“少奇同志今天上午九点钟把我叫去说：昨夜主席告诉他，决定王明今天下午乘到满洲里去的班车到苏联去，要我马上把一切手续办好。”为的是让他“遇上”美国空军从山海关到满洲里铁路沿线的集中轰炸，以便把他炸死。[180]
王明临行前还于北京孟公府住所作五绝《值得冒险行》。诗曰：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181]
但从上述交涉情况来看，王明赴苏启程的日期根本不是“毛泽东突然决定”的，通知他启程也不是10月25日，说为了使王明“遇上”“集中轰炸”更是无稽之谈。[182]
赴苏途中，他还作了一首五律《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183]
10月28日 于满洲里候车时闻任弼时去世消息后作七律《悼任弼时同志》。诗曰：
若问弼时何许人？党之正气国之精。
愤将义檄触家长，敢作真言忤至尊。
一片丹心蒙不白，千秋青史自留馨。
突然死去群惊动，况我萦绵故友情。[184]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185]
11月12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筹建情况：“即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觉哉）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另由人民大学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约收学生三四千人）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以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但这个任务不久即可完结。人民大学拟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186]
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条例》公布。
据李光灿回忆，在制定这个条例的过程中，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明曾示知专职法委委员兼编译室主任王之相，组织翻译人员赶译了一个四万多字的关于犯人改造和监狱政策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参考。[187]
秋 到苏联后曾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王稼祥。据朱仲丽《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明在谈话中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国内多做工作，只因为肝脏、心脏都有毛病才出国治疗的。就在王明到苏联以后的一次酒会上，有两个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用俄语问王稼祥：“听说贵国将出现又一个铁托？”王稼祥立即进行了反驳，并将此事向国内作了报告。他认为此事可能与王明有关，因为王明到苏联后到处活动，很快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不利的流言蜚语，引起了外界对我们的不信任和误解。
冬 去看望一位原共产国际领导人。
王明在《“两张嘴”和“很多嘴”》的回忆谈话中说：1950年冬，我们从北京来到莫斯科后，去看原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当我们告诉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是什么一回事时，她说：“王明！因为毛泽东非常地怕你，所以他才首先打击你！”
年底 于苏联巴尔维哈疗养院作七律《雪夜散步（与树遵医嘱睡前散步）》，诗曰：
隐约闻声汽笛遥，夜深缓步风萧萧。
十年多病由三毒，百折存心足一豪。
不向九重呼负负，唯从万象见荦荦。
同看此地风光好，柏壮松青大雪飘。[188]
本年到1953年回国前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曾多次向苏联同志们说明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反动实质等。[189]
1951年 47岁
6月 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点名批判王明，文章说：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城市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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