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有中文、英文和其他各种文字的单行本。
10月8日（重阳节） 作诗《重九佳节》，诗曰：
此间无处可登高，一望平原万里遥。
欲把茱萸散亲友，心随地卫上云霄。[174]
10月11日夜 于不寐中作七绝《芍药（二）》。诗曰：
干弱霜摧有傲根，春风吹拂千重青。
牡丹寒带无踪迹，芍药却能到处生。[175]
10月16日 作七绝《今年“十一”之毛泽东》，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内容是：
脸似冬瓜目似瞎，天安门上老孤家。
亲离众叛谁依靠？思来想去可剩她？[176]
10月 作七绝《“月球16号”自动站月宫取土送归苏联纪事》。[177]
11月18日 作七绝《“月球车1号”》二首，记“苏联‘月球17号’自动站携带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走并作科学试验”。[178]
12月18日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中说：“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179]
12月29日 毛泽东在《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中说王明是“骗子”，他说：“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180]
本年 在1967年写的《批判毛泽东的哲学错误》初稿上又加写了一段关于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他认为：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只注意一个规律而忽视其他规律，所以在革命和建设中，时常犯原则性路线错误：在革命方面——⑴不懂革命转变的质变关系和向上发展的必然过程；⑵不懂得以非武装斗争形式到武装斗争质变。在建设方面——⑴不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阶段之本质不同和由前者过渡到后者之必要条件；⑵按主观意志决定跃进的时期和过程等。不仅如此，他后来（60年代）又对第一规律也只是断章取义的曲解，称之为“一分为二”律，称之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只有对立的斗争（一分为二）而无对立的统一或同一（二合为一），是荒谬的说法，它既不合乎客观事实，也不合辩证方法。[181]
本年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写作组在《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为什么要替孔子翻案？》一文中，说王明是“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182]
本年至1975年 日本东京汲古书院陆续出版本庄比佐子编的五卷本的《王明选集》（原版影印本）。今崛诚执笔的《1968～1972年的研究综述》说：《王明选集》其第1卷只不过是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1938年）的翻印，但第2卷以下则是本庄比佐子苦心编纂成的史料。它按初发表时的原样收录了陈绍禹用中文发表的著作，例如被收进第3卷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根据其第1版。而在第1版内活生生地表现着和李立三路线所进行的激烈的党内斗争。至于Hsiao Tooliang，Power reLation Wl tlain the Chinese Commtlistmovement则是使用该书的第3版，它和第1版有相当的不同。[183]
1971年 67岁
3月16日 作七律《听庆树同志论中医随记》，赞扬中医。[184]
3月22日夜 与孟庆树谈古书后作《四大奇书小赞》诗一首；并作七律《心力虽衰，真理必胜（病哀感怀）》，攻击毛泽东。后一首内容是：
千头万绪乱丝来，一鼓再衰战马哀。
年近古稀余志壮，病临膏上不心灰。
独夫残暴人群恨，公敌奸狂世共排。
真理光能天下变，自由花定域中开。[185]
3月28日 作七律《经验之谈》。诗曰：
劝吾善者是益友，规吾过者是良师。
人生难得是益友，更难得者是良师。
良师益友不常在，对人遇事应三思。
集思广益愚成智，一意孤行智变痴。[186]
春 作七绝《春风》。诗曰：
万里春风万里船，鸟为桨棹树为帆。
江南游过游江北，青满田园绿满山。[187]
5月 作七律《为何毛泽东狂叫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并抵制王明？》，继续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思想分清路线清，万言小册写真情：
列宁理论列宁策，革命方针革命行。
试看叛徒慌抵制，便知党众实欢迎。
卅年伪造原形露，历史是非一旦明。[188]
诗下注说“万言小册”指王明的《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
上半年 据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说：“王明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邀请香港特务外围组织‘大学服务中心’去苏联访问。”[189]
夏 借中共成立50周年之机，撰写了一篇长文，后分为《中共半世纪》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两部分，作为一、二两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
在《中共半世纪》中，他极力地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攻击毛泽东，说什么“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同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党、反苏、反人民的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作了长期、复杂和艰巨的斗争，才保障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文章列举了毛泽东的所谓“罪行”，“例如，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上篡夺党的军权后，就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军造成空前未有的损失。在四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实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苏联的反动的‘整风运动’，给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路线代替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用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冒险盲动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政治反动、经济破产，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达到灾难的地步。而从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实行以反苏反共为基础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结果，终于导致在‘文化革命’烟幕下实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争取和平运动，造成极端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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