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近三十年来，从四十年代所谓‘整风运动’起，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窜改得面目全非，伪造得体无完肤。”“毛泽东伪造中共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他把列宁主义思想和路线在中国胜利的历史伪造成毛泽东‘思想’和路线胜利的历史。他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共产国际领导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的帮助下，艰苦奋斗和光荣胜利的历史，伪造成他个人业绩的历史。把他个人的极端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伪造成所谓‘完全正确的’。他不但把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加在别人头上，而且还经常伪造他在党内的论敌的所谓‘罪行’，作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无赖手段。毛泽东用尽方法不断伪造中共历史的目的在于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在于用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于把他自己神化，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他利用这些权力在‘适当’时机对内作叛党叛国叛人民的罪恶勾当；对外作反苏反共反民族解放运动的叛卖行径，作为他勾结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派的‘资本’。从一九六六年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实行反革命政变。近来他又公开走上亲帝汉奸路线的道路，这就把他自己千方百计隐藏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于天下。”[190]
《“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很长，内容很庞杂，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作了下列具体的布置：（一）用阴谋和强迫办法把延安出版的党的报刊全部停刊；（二）停办学校；（三）提出毛泽东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四）伪造遵义会议历史；（五）毒害和危害王明；（六）毛泽东篡夺总书记职务；（七）拼凑“整风运动”领导班子。
第二部分是“第二个时期——‘整风时期’”，其内容是：（一）“整风运动委员会”与“整风”单位；（二）“整风”的方法和对象；（三）有关“整风运动”同毛泽东的三次谈话；（四）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三部分是“第三个时期——所谓‘抢救时期’”，其内容是：（一）为“抢救运动”伪造借口；（二）名为“抢救失足者”，实为迫害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党员；（三）打击的主要对象仍是列宁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四）给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加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
第四部分是“第四个时期——‘平反’时期”，其内容是：（一）实行“平反运动”的原因；（二）所谓“宽大政策”。
第五部分是“第五个时期——‘总结’时期”，其内容是：（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总结；（二）“组织结论”；（三）“作风”问题的总结。[191]
总之，王明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地歪曲和攻击延安整风运动，继续诬蔑和攻击毛泽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错误翻案。
8～9月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说：“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92]
秋 写完《“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文，后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王明在“作者的话”中说，此文是“为揭露所谓毛美关系‘突然变化’的真相而写的”。[193]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名为“文化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二、毛帝合作是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三、当前毛帝合作的史源；四、毛泽东堕落的各种根源。
文章在第一部分中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是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这个反革命政变的首要目的，就是用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代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决定对内对外路线和政策的唯一依据”。“在对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用武力摧毁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用武力镇压勤劳智慧和革命的中国人民”，并说“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起毛泽东制造他御用的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假共产党代替真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空前灾难中”。“在对外方面，毛泽东疯狂地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竭力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直到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和向苏联边境实行武装进攻，还企图侵吞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他还利用反苏反共的行动作为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手段”。[194]
文章第四部分认为，毛泽东“堕落”的“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军阀主义，以及反动的实用主义”。理论根源是“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敌人”；历史根源是他“不仅有长期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的历史，不仅有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犯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在许多时候犯下严重罪行的历史，而且有长期身在共产党内，心向帝国主义的历史”；社会根源是“毛泽东在反帝革命、反封建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立场，主要地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带着浓厚的破产失业非阶级化的小有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甚至在某些问题方面他的行动还含有封建地主的臭味”。[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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