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重要的话”我也敬闻了，该走了。我几次告辞，他几次挽留，留我听他谈修身谈养性，谈一个老憎和一个老妇的故事，说那个老妇去抱着那个老僧求欢，老僧周身冰凉，巍然不动，此之谓“枯木傍寒崖，了无温暖气”云云。在送我的路上，吕老仍然亮开喉嗓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嘱我自求多福，自寻多乐，万万不可堕入老僧“枯禅”自找苦吃；嘱我以后有机会到成都一定要来看他，食宿由他管了。我一边点头一边在想：“他是一个寂寞的儿童。”一场极左灾难快要来了，报纸上在批判《燕山夜话》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条曾经葬送我辈的诛语现在又抛出来了，可怜的他居然毫无知悉，还在说些什么梦呓！
送我到黄瓦街，临歧分手，我念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结尾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暗示他后会恐无期矣。他却大笑，说我已经堕入“枯禅”。他把住我的臂摇摇，说了一段使我诧异不已的话：“人说科举制度不好。不好？未见得吧。像你这样的读书人，在那时候，月月还领到二两银子的膏火费——也就是灯油钱。夜间读书要点清油灯嘛。二两银子不少，吃饭也就够了。谁也不会弄你去做重劳动啦！可惜！可惜！保重！保重！”
后来文革时期，有一夜我梦见大雪纷飞，在野地里，吕鸿年如婴儿捆束在襁褓中，双目瞑合，周身僵硬。醒来后我吩咐何洁：“去成都时，你到长顺街看看吕鸿年。他可能呜呼了！”何洁去看了他，精神上好，没病没痛，还在天天写字。根据弗洛伊德《释梦》之说，我想圆说此梦，敬请吕老原谅，如后：野地大雪暗示他的环境冷酷，襁褓婴儿暗示他的性情天真，瞑目僵硬暗示他的思想陈旧。不知吕老以为然否？
挥手道别之后，我去盐道街看傅洁予。他是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一条窄巷进去，左边第二家双扇黑漆门便是。入门见他蹲在地上，正在搓洗一盆衣物。见我来了，非常快乐，一边洗衣一边告诉我去年夏天右派集训班诸同窗的近况。他们到他家来过，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即将被押回原籍去接受监督劳动，他们的命运都比我好。
“上面为什么要弄你走？”他问。
“要搞运动了，我猜想。”我说。
“这是一个信号！”他说。
傅老是右派朋友中的一个革命传奇人物。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像他这样的所谓右派。他是1924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为革命牺牲了的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丈夫；他是四川的著名革命烈士车耀先的挚友；他是现今国务院某部部长四十多年前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引路人；他还是五六个右派朋友的可敬的老大哥。朋友们敬爱他，不仅仅因为他为人古道热肠，还因为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党史参考材料。
洗好衣物，傅老到外面去引来一位同大院住的李同志（不是右派）向我介绍。彼此一见如故，无所顾忌，什么都谈。李同志专业历史考古学，在他所在单位，堪称权威。我在这方面自来有兴趣，便向他请教，并流露出羡慕之意。李同志一声长叹，说：“学这行没有用。我在机关内打杂跑跑腿罢了，没啥搞头。何况出身不好，稍有一点问题，别人便说这是阶级本质决定。别人的出身好，再有天大问题，也是后天习染所致；我们则是先天注定。我们，包括你在内，自知前途无望，只好老实做人。成名成家的奢望，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只是混世而已。”我想起了，傅老曾经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一位同志自称是“不戴帽的右派”，不知道是不是指的他。我们还谈到支机石和古巴蜀的大石文化，还谈到用阶级斗争史取代通史的可笑做法，以及用史论取代历史本身的简单做法，还谈到戚本禹批判罗尔纲，硬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大叛徒……这时候老嫂子端出面条来，大家用餐，气氛和睦如一家人。这样的气氛，我在本单位从未领略过。十八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得那一天的面条是怎样吃的。
午饭后，上街去坐茶馆。在茶桌上，傅老说了许多消沉的话。对摘帽，对前途，他都不再放在心上。他说：“我们这些人纵然摘了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境。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同窗的柳毅吧，那时候他不是摘了帽吗？前不久在街上遇见他。他的脸色阴郁，仍然做一个办事员。而他从前是某军区情报处长，老干部呢，尚且如此！”李同志也说了许多令人扫兴的话，主要是学术界方面的。川大教师职员，或以所谓表现不好，或以所谓出身欠佳，被转业调走者己数百人。学术界老前辈纷纷被打倒了。被认为左得还不够的所谓落后分子的文章已发排者，给抽下来，更不用说摘帽右派的文章了。左风看来方兴未艾，李同志说，不知将来更要吹得如何猛烈，还钻什么学术！他一番话在我听来恰似雪水浇头。我从前幻想过有朝一日摘帽之后去搞学术研究，实在蠢得可爱。促使我下决心早日滚回原籍，劳动吃饭，了此一生，李同志一番话起了极大作用。下午近3点辞去的时候，我站得端端正正，向李同志一鞠躬，口称“感谢教益”，胸怀一腔悲愤。
为一种结束感所催逼，第二天午后我又忙忙慌慌地到外西罗家碾省委招待所附近去看胡定远。他从前是马列主义教员，如今在省总工会的养猪场劳动。他的日常革命实践无非是从量变（养肥）到质变（屠宰）而已。胡兄一人两灶，一灶煮猪食，一灶煮人食。他很乐观，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帽子自然摘掉，不必过虑。我很悲观，认为此生休矣，说了许多伤心话。他不放心，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批评我的别愁离绪似欠健康，也算尽到朋友之谊。毕竟他是教马列主义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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