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我又去外南小天新村看何剑熏。他从前是大学教授，重大中文系主任，后来又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如今是省文史馆馆员。他当右派，同拙诗《草木篇》有关系。小天新村，居民是城内的拆迁户，平房小屋，低矮密集，维持着拆迁前的旧貌。我在村中转了很久，问来问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天五路1l5号。走近一看，哈，何教授蹲在门前，又是吹又是扇，正在给蜂窝煤炉子生火。我叫一声“何教授”，他惊诧地抬起头。嘿，一脸煤污！认出是我，大喜，扇子一丢，擦一擦脸，憨笑着说：“扇了一上午，还是不燃。”便引我入室去。室中空荡荡的，家具很少，尘埃厚积，唯有二多：书籍多，桌上、椅上、床上、地上都是；酒瓶多，桌上、架上、橱上，还有床底下，都是。床上被褥不理，烟灰缸中残烬不倒，地不扫。坐定了，抽燃他递来的劣质香烟，我才发现他是赤脚趿着露趾布鞋，走路佝背，向前倾俯，脚步前踬后跋的，比去年夏天同窗时又老一头了。他的衣裳有破缝了，久不洗了。他的夫人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家中二子都在上学，过一会就要放学回来了。他刚才蹲在门前生火，就是要给他们做午饭的。他是慈父兼慈母，一身而二任焉。两年后，二子之一将惨死于“文革”械斗。不过现在暂时还活着呢，人不知，鬼不觉，正坐在教室内听老师讲课，也许肚子里正在咕噜响，该饿了吧。做爸爸的一边同我谈话，一边站起来探首窗外，看那急死人的鬼炉子燃了没有。
我说，我将被送回原籍去劳动，特来辞行。他不相信。他认为不可能，这天真的教授。他说话，声音在颤抖，罗罗嗦嗦，老是重复去年夏天同窗时对我说过多次的话，例如夸奖我聪明啦有才华啦，批评我1957年写的《火中孤雁》一诗是瞎胡闹啦，说他同胡风吵过架，当初不该定他也是胡风分子啦，说他讲课讲溜了嘴，讲了一句“东晋西晋”，到1957年学生就揭发他“不学无术”。“不知西晋在前而东晋在后”，这是他终生抱憾的奇耻大辱啦等等，唯独不说他为《草木篇》受牵连当右派一事。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感伤地想：“可爱的教授，你是暮年之人了！”
眼看快中午了，他又慌着要去生火。我拉住他说：“街上去吃。”他脸红了，说：“没钱。工资，嘿嘿，我用完了。”我说：“我还没有用完呢。走吧。”便拉他往外走。出门瞥见炉子已经熄了，他叫我等一等。他回室内去找到铝锅，量好米，加好水，双手捧着出门，去请邻人代煮二子的午饭。谈妥以后，高兴地引我去进饭馆。走了半条街，身后有人追来，高呼“何老师”。原来他忘记了铝锅煮饭得有盖盖。于是他又跌跌窜窜赶回家去，东找西找，总算找到了盖盖，交给邻人。然后气喘吁吁地走来，拍着前额，自己笑自己的健忘。见他这样，我就更加心酸了。
何教授引我去一家他常常去的饭馆。坐定以后，营业员来摆筷子，问吃什么。他拽营业员的衣袖，小声说：“我赊帐。”营业员笑着说：“没问题，何老师。”我赶快摸出钱，先付了帐，叫来两菜一汤二两酒。我不会喝，二两酒全归他。三杯下肚，他的目光渐渐散乱，他的言语渐渐含糊，嘟嘟囔囔，不知所云。我只听清楚了断断续续的一句话：“我要去问……问沙汀……为啥不……不留你在省文联。”这时候营业员走过来向我耳语，说何教授每月领了工资以后，夜夜来这里喝酒，醉得一塌糊涂，常常倒卧大街。我听了暗暗发愁，怕他醉了跌倒。二两喝光，他嚷着还要酒。营业员骗他说：“酒卖完了。”我扶着他到茶馆去。他推开我，悄悄说：“不要抱。羞人！”喝了两道酽茶，他才渐渐清醒。然后我陪他回家去。
回到家中，歇了许久。酒醒后，他问我：“你真的要离开成都吗，不骗我？”
“上面已经定了。真的。”我说。
他连声说“可惜”。接着从抽屉内拿出他多年来的心血之作《骚札》稿本，同我讨论。他解释屈原的《云中君》写的是闪电神，我不同意。两人愈争论愈激烈，惹得邻人来窥窗户，看我们是不是在骂架。接着又谈到古文字，他解释“吉”这个字，说：“吉字就是现在的吃字，古音相同。吉，从士从口。士就是兵士。民间所谓吃粮投军，这是吉的本义，专指士兵吃粮。”我很赞成。他解释毛泽东《送瘟神》的“千村薜苈人遗矢”一句。说薜苈是像声词，同啪啦一样，用在诗中形容“遗矢”（矢即屎也）的啪啪声。我原以为他是在说笑话。看见他那一副严肃的探讨状，我才知道他真是这样想的。我笑痛了肚子，说不出话来，直摆手。
这天晚上回到布后街1号客房，我心里忽然空虚了。我的朋友就只有这几个，该去辞行的我都去过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扇我可以去叩开的门了
4．离开成都
离别成都之前，除了听从省文联总务科刘科长的吩咐，多次去凤凰山麓的机关农场，运回育栽的桉树苗和桑树苗，运回猪饲料、劳动工具、家具、窗框、门扇等等什物，并在省文联东风路建筑工地栽树、种棉花而外，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是焚稿，一是读书。
先说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存积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笔记，乃至我认为没用处的书本，一一清理出来，最后过目一遍，回味回味，感伤感伤，然后狠心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在清理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发现一大张新崭崭的全国粮票九十斤。想起了，这是1956年省文联总务科寄给我的，当时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日子过得飘飘然。三年后，大饥饿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记了这里还藏着九十斤粮票。如果当时找到它们，我也不会饿得发昏，害肿病了。佛说，一饮一啄，都是前生注定，倒真的有一点像呢。七个月后，天下大乱，邱原躲红卫兵，离开成都流亡，我叫何洁把这九十斤全国粮票给他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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