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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正传_赵凡禹/燕君【完结】(124)

  爸爸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非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那种“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现在想想,一所乡间中学,又使用的统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点什么问题,又会对国家安全有多大的影响。即使有问题也是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妈妈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都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是忏悔的,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的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感到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青少年时代

  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子,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5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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