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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读书目_刀尔登【完结】(20)

  三个人都是才子,又都关心世情,罗隐的才气最高,三个人中,他的诗文最好看,警句多,议论痛快。陆龟蒙学问最好,也最会玩,花样百出,将智力均匀地分布到各种事物上。皮日休最合传统的正道,和韩愈气质接近,而韩愈有的一点小滑头,他却没有。《文薮》是他的自选集,里边的议论,同他为人一样,很是迂腐,现在读来,只好为他叹气。

  皮日休只有过几年舒心日子,那是在苏州,他同陆龟蒙结为好友,诗酒往来。他俩唱和的诗,《文薮》中有一点,但要看全,还得向皮陆的《松陵集》。在文学上,《松陵集》常被后人批评,因为它太闲扯淡之故。但诗歌不幸诗人幸,读者的感受,同当事人的,那是很不同的了。

  不读桐城

  这还用说么,不少读者连桐城派这名目都不熟悉,怎么会去读它?但不知道名目,不见得没受它的影响。举桐城派而言之,不过是因为他们将对文章的一种理解,说得图穷匕见,而这种理解,至少从唐宋以来,是文论的主流,化身繁多,迄至今日。清代的桐城派,特其一种面目耳。百年前新文学运动,自以为打倒了所谓“选学妖孳,桐城谬种”,孰料这边方在庆贺,那边早借尸还魂,真个是八股不朽,桐城万岁,陈钱诸人地下有知,做鬼也不幸福吧。

  桐城派我们若不熟悉,唐宋八大家,或听说过,那和桐城派,是一种东西;唐宋八大家若不熟悉,就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学语文课的经历,或看一下孩子的语文课本,那里面的讲解,和桐城派,仍是一种东西。课本里选的,除一二篇外,确实是好文章,但教师(以及教他们这样讲的人)做的,是将文章视为一种器物来研究。好比一把椅子,又漂亮又能负重,我们便想它是可以复制的,只要知道了技法;所以要研究如何量尺寸、下木、做榫等,加以练习,自己也能做出一把椅子。以这种态度看待文章,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失败失败再失败。今天文章写得好的,都是从别处得来营养,语文教育界攘其功而归诸己,未免皮厚。不信看看高考作文选之类,据说都是范文,中学教育的成果,可有一篇像样?这些学生以后当然还有机会写好文章,不过得靠自己再来读书,此外,还得把中学里学的文章做法之类忘掉。

  桐城派的荒谬之一,是归纳笔法、窍门之类,从刘大櫆的十二贵到林纾的十六忌,统统都是鬼话,但老实人往往上当,以为熟记了这些尺寸,便能写好文章。举一个例子。《汉书》有一段,记有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汉武帝相信,便派人到各狱诛杀囚犯,至丙吉临时负责的一个监狱,丙吉闭门不纳,使者回去告状,“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云。林纾讲“用笔八则”,说“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便是所谓的顿笔,“就文理而言是顿笔,就文势而言是结笔”,班固顿得好,所以“神光四射”。其实班固只是在述事,哪有什么笔法不笔法,林纾的鬼话,我们现在读了,自然不信,但它的变形,正在如今的中学里泛滥,教出来的作文,怎么能不矫揉造作?

  林纾编过一套中学国文课本,在一百年前风行过,选的第一篇,便是方苞的《原人》,接下来是姚鼐的两篇,—这两位,是桐城派的一将一相。林纾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这不要紧,桐城派而不肯承认的,现在还多着哩。他的文章,按自己的理论来写的,借陈独秀的一句话,是“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他也有写得好的,却是译笔,违反了自己的主张,反倒活泼起来。

  桐城派最不好的地方,还不是穿凿说文,而是他们划分所谓“形式”与“内容”,物序也罢,义法也罢,道艺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为语文是单纯的表达,被表达的在心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要写得好,需分别努力。作为分析工具,这二分法有时有用,但解释思想的过程,仍然穿凿,因为我们无法离开语言来思想,也无法离开语言来发现自己的感受,好的语言,与好的头脑,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把想法写下来,需要一点文法修辞,不过是与人谈话的艺术,对丰富的头脑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且与自言自语中产生的想法,并不在一个过程之中。朱熹曾赌咒发誓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若写古文,不读史汉韩柳,营养确实不够,但读了史汉韩柳,就能写好文章么?万万不是,如果一脑袋糨子,即使卖尽身段,写出来的,至多是糨子饸饹。

  桐城派人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这些好的,为什么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桐城派说文,说来说去,好文好书到底从何而来,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谜,智尽辞穷,就使出老手段,归诸“神气”之类的玄妙,甚如姚鼐,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已近乎撒赖放泼,不值与之计较了。

  不读袁枚

  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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