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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