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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