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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