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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