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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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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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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