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
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可能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
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在战争末期)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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