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
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
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
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
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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