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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