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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_[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结】(287)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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