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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