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
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
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
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
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
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
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
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
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
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
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
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
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车房的墙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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