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芯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去。)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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