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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