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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