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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