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
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
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
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搞。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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